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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青农场崭新的垦荒纪念馆里，一张黑白老照片占据了一整面墙。这是一张珍贵的航拍图，它记录了当时的农场全貌：土筑的主路，路两侧稀疏的砖瓦房和空旷的场院，颇具沧桑感。人们已经记不得这张摄于1985年的照片，它的拍摄者是谁。但无疑，当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刹，这张如今因为放大而使得细节略显模糊的照片，凝固了当时农场上每一个家庭的际遇。
张同军一家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1962年从河北来北大荒找我哥的，那会儿才13岁。”他回忆道。张同军今年66岁，花白的头发剃成了板寸，精神很好，说话嗓门不小。接受采访前，他正背着手站在小区门口靠主路的街边，看几个老邻居下象棋。
与黑白照片里空旷的景象不同，目之所及，周围的一切都是彩色和鲜活的：主路上车辆穿梭驶过；穿着短裤、踩着高跟鞋的年轻女孩们三三两两地漫步闲聊，走过之处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路两侧的门市，热热闹闹地经营着各种小店，干洗店、小吃部、美容院、五金建材，还有专门的育婴生活馆。
张同军笑呵呵地把客人引往家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奋斗史在这座以垦荒精神著称的共青农场里，算不得特别。同无数当年怀揣着各种理想与信念来到此地的青年人相比，他的想法很单纯：“我哥在这拓荒，我妈不放心他也跟着过来了，所以我也来了。”
当年的少年在这里留了下来，在这个位于东北边陲的农场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经历了一场一辈子的恋爱，养育了一双儿女，又看着第三代在这里出生、成长。
1985年的时候，张同军已经是农场第十生产队的队长了。他们一家四口住进了黑白照片里主路两侧那种极其普通的土坯房。这对于他来说，生活上已经是不小的改善了。
张同军的老伴儿封福传，还记得初来北大荒的时候，看到的是满眼的草甸子（当地人对长满野草的湿地的俗称），“脚踩在上面忽悠忽悠的”。而那时人们最普遍的“住宅”，是被当地人俗称“马架子”的一种窝棚。人住在这种简易的住所里面，夏天被咬得一身包，冬天冻得睡不着。
后来垦荒队员们自力更生地盖起了泥草房，条件稍稍有所改善。那会儿张同军还没成家，泥草房里除了一张大炕和一处灶台，甚至容不下一个饭桌，“我妈、我哥、我嫂子还有侄子和我一大家子都睡在一张炕上。”回忆这段生活，老张尴尬地笑了。
站在1985年的结点上，往前回忆当初的艰难，令张同军有些难以想象；而倘若叫那时的他畅想一下未来，现今的生活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没想到老了老了，还变成了城里人。”封福传的语气中抑制不住骄傲。2010年开始，农场开始实施“1117”计划，一年之内沿农场主路的500户平房全部被拆除掉了，原先的住户们都搬进了造型颇为精巧的现代化楼房。
“买那种农场给建的房子，农场按平米给补助，价格也比我这便宜。”张同军现在住的幸福家园小区，是农场少有的商品房住宅，每平方米要比农场建的小区贵400元。“咱不差钱，我就喜欢这个地段，在农场中心，去哪儿都方便。”
张同军口中“农场给建的房子”，是共青农场“1117”计划中“7”的部分，现在已成这座“北方共青城”的7抹亮色：根据当初来北大荒的垦荒志愿者们的不同地域和背景，建成的新七大庄住宅区，青砖红瓦的北京四合院，俄罗斯半圆形穹顶的别墅小楼，白墙黑瓦的燕赵风情院落……
幸福家园小区临农场主路而建。这条当初只有7米宽、两侧是长满蒿草的壕沟的土路，现在已经拓宽到20米，两侧的壕沟填平了，修建成平整的人行道。小区最外面一幢楼的门市打通了，建成农贸市场。马路对面不远处，就是刚刚进驻农场的一家三层楼高的大型超市“千福来”。
张同军引以为豪的新家是一套83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在二楼，对于老两口来说高度正合适。通往他们家的楼道干净整洁，没有人堆放杂物，楼门口贴着由住户担任的卫生管理员、治安联调员、生活服务员等的照片，墙壁上还挂着镜框，镶有这栋楼的主妇们绣的十字绣作品。
据共青农场社区党总支书记田朝松介绍，这些都是农场对社区管理的探索：从一栋楼到一个小区再到一个社区进行“网格化管理”，同时开展文体活动，丰富农场人的生活。此外，他们还搭建了一个社区网络平台，每一户都录入了详细的家庭信息，“农场老年人比较多，有什么事一个电话打到居委会，我们马上上门解决问题”。
张同军的新家装修得简洁大方，坐在客厅的皮沙发上能看到一体式厨房。“这屋里的家用电器都是新的，唯独电视是旧的。那会儿刚出平板电视的时候买的。”张同军指着34寸的海尔牌电视机说，“屋里还有一台，是新的，比这个大，进口的。”
儿子女儿都买了新房子，开上了小轿车，生活过得比自己还要好，这让老两口很欣慰。最让他们俩开心的，是就读于共青农场学校的孙子，在刚结束不久的中考中，以682分的高分考上了共青农场所在的宝泉岭管理局辖区最好的高中——宝泉岭高级中学。孙子学习好，以后有出息，是这对老夫妇晚年最大的希望。
共青农场学校的大门上，依然贴着中考的大红榜。这所学校从1961年农场建场初期就在这片土地上了。大部分的农场人都在这里读过书，可即使是当初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们，也无法再将他们记忆里的学校与眼前的新学校联系起来。
农场党委宣传部部长曲海龙回忆，1985年的时候，他正读初中，当时一个年级10个班500来号人，都装在一排砖砌的平房里面。为了美观，平房表面还刷了乳黄色的漆。那时候整个学校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是当时学校里最好的楼，灰色墙面、砖瓦结构的”。
那栋“当时最好的楼”已经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瓷砖罩面的现代化教学楼、实验楼和学生宿舍。400米的标准跑道翻新成红色的塑胶跑道，站在跑道上，呼吸着8月里东北特有的清爽空气，让人有种想要在这里尽情地赛跑一次的冲动。
“这些都是2011年修的。”曲海龙不忘介绍。
“要说变化最大的，就属这三年。”这是一句常挂在农场人嘴边的感概。这座现代化小城镇的蜕变，归根结底，是从现任场长苏彦山上任开始的。
“2009年来报道那一天，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没有一座像样的楼。”苏彦山回忆刚来这里担任农场党委书记时候的情景。
当时的农场处于发展的低谷，外部条件差不说，农场居民的精神状态也很低迷，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希望，时常觉得自卑，口中最常说的话就是：看别的农场如何如何。
一年后，他开始担任场长。作为共青农场最年轻的一任场长，对于他的任命，宝泉岭管理局内的争议不小，不乏质疑。
农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苏彦山脑子里装了太多的想法，急需一个突破口。最后，根据一个最朴素的原因，他把突破口选在了鼓舞士气，增强农场人的自信上。
“老百姓生活在‘起风一身灰，下雨一脚泥’这种环境里，生活状况、居住条件和品位不发生变化的话，老百姓的自信心上不来。”他认为一个农场就像一个人，外出打拼事业的时候，即使贫穷也该穿上一件整洁的衣服。
于是，一场由劳动场地到栖居城镇的改造开始了。
转变的过程总是伴着阵痛。拆迁是个敏感话题，于是他发动农场领导班子所有人挨家挨户地说明农场的补偿条件，拿出新房子的效果图给居民看；农场的财力不足，他一边改良农场的经营模式，一边一次次地跑农管局，向上级寻求支持。
如今，从提升农场居民精神状态和自豪感的初衷来看，苏彦山的目标显然是达到了。可他并不满足， 在“1117”计划提前完成的情况下，他还有下一步打算。“共青农场有这么厚重的历史、这么丰富的精神资源，我们建设‘北方共青城’可以开拓的路，长着呢！”
落叶归根回原籍的老垦荒队员，这两年重返共青农场相聚时，对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啧啧称赞。封福传的一位回到北京的老姐妹，在参观了她的新家之后，由衷地赞叹：“我们这些人当中，还属你的日子过得最牛！”
本报记者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