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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杂志近期援引数据称，在中国大陆900多名接受此前一项调查的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相信不同形式的迷信活动。此前，江西萍乡“气功大师”王林因富甲一方，言行飞扬跋扈，且众多权贵富豪明星对之顶礼膜拜，一跃成为中国“名人”。从这些数据和事例可看出，方士横行，方术泛滥。
方士，即“有方之士”，其术为方术，俗称“巫术”，如卜筮、算命、相面、望气、扶乩、祈禳、通灵、堪舆、炼丹、气功等。千百年来，方士方术一直是中国民间风俗、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 “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传统”（Big Tradition），即主流信仰和精英文化。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方士经常逾越“小传统”的界限，被动或主动地参与政事，与“大传统”发生复杂的纠缠。
比如，秦始皇建立大秦王朝，冀望国祚传之无穷，追求长生不老，故崇奉方士，大规模炼丹药、求神仙。方士则因寻仙药不得而渐恐，故讥讽始皇无道，遂有“坑儒”之事，始皇也因此多了一项千古骂名。又比如，《史记·汉武本纪》近半篇幅都讲述汉武帝如何宠信方士，甚至放任方士介入宫廷朝政纷争，以至于出现诬陷太子至死并牵连十数万人的“巫蛊案”，导致后任皇储选用不当，成为强大的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同时，方士不只影响中央政治，更对地方文化、社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如《风俗通义》说：“（东汉）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载：“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今河南清丰一带8名缙绅因信方士之言，服用丹药中毒身亡。此外，方士一旦做大，往往会聚集门徒，形成类似宗教的地方组织，并经常揭竿而起，如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军起义之类是也。
历览前史还会发现，方士横行、方术泛滥，常发生在社会出现腐烂、政治出现紊乱，特别是主流信仰出现混乱的环境中。因为，这种情况下，民众往往会很茫然甚至饥不择食地寻找另外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来调适自己生命、生存、生活之中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而当下社会方士横行、方术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寻求“国家富强”以及通过粗放型经济增长维持政治合法性的强大压力下，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进程等在内的现代社会转型十分迅速，同时也意味着，要将西方国家完成社会转型的几百年内所遇到或不曾遇到的各类社会矛盾，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市场的残酷竞争、严重的贫富不均等，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来消化。因此，经济发展迅速与社会矛盾多发构成了基本景观，民众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增加，为祈福消灾、掐指算命的方士方术，提供了潜滋暗长的土壤。
其二，随着社会转型的急遽展开，社会阶层和精神需求同步出现多样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主义以及各种方术，纷纷粉墨登场，且都找到自己数量可观的信众。坦率说，时至今日，社会处于某种信仰迷失的状态。
慕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