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性之外

    “文革”期间，作家汪曾祺因排演样板戏的关系，与江青有近距离的接触。据说，汪曾祺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晚年汪曾祺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若干年前，看到这段文字，印象深刻。不知为什么，最近偶尔又在脑海翻过。想重新看看，翻了几遍汪曾祺的文集，却找不到。记忆力减弱，找不到就找不到吧，核心思想是不会错的。 

    江青，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随着权势的提升，内心的权欲罕见地膨胀。“文革”中在一些场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全然一个“女皇”派头，让人见识了她的霸道——这样理解，当无大错，想很多人都会这样看。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在答域外记者问时，给了她零分以下的评价。确实，作为一个政界人物，品行极差，底线太低了。

    作家孙犁“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挨批斗、下干校……后来，一位在延安就相识的人当了所在城市的文教书记，因编写反映白洋淀生活现代戏的关系，孙犁与之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有一次，王婉召见我，在市委办公大楼。那是个庄严的地方，过去我也很少去。在那里，我见到了王婉的权威。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

    “她叫我当了京剧团的顾问。

    “这一消息，在那些惯于趋炎附势、无孔不入的小人中间传开，顿时使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

    “‘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

    “‘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

    “‘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分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孙犁：《云斋小说·王婉》）

    虽云小说，但纪实为多。王婉的原型是王曼恬，她是毛主席的侄女。“文革”中风云际会，被推上天津市的重要领导岗位。因与毛主席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主席的私人信息源之一，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 

    据“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当年他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工作起来很困难。有人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客观地说，王曼恬与江青有所不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权欲。但令人称奇的是，同是工作会见，出现了几乎相近的场景。几十年过去，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场景，在某些单位，还在上演着，这就引人深思。“江青”一类人物的飞扬跋扈，不能完全归结为个人的品性，有更复杂的原因。“江青”身边一些人的表现，令人悲悯感叹，他们或也有无可奈何之处，一些人小心伺候的，可能已不是某个人物，而是那个人物背后法力巨大的权力或利益。

    手中握有大小权力人物的言行，除了个人的品格、自我约束外，更重要的还在制度，是否能遴选德才兼备之人，是否能有效地限制监督官员手中的权力……制度不完善，一些人人性中恶的一面便可以肆意地泛滥，残忍、奢侈浪费、淫逸等荒唐事都可以发生，乃至超乎人们的想象，危害社会，最后也害了他们自己。

    制度变革、思想启蒙、独立人格——这是近代以来国人不断的呼唤。不能不说，这些任务在当今也还是紧迫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