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作家汪曾祺因排演样板戏的关系,与江青有近距离的接触。据说,汪曾祺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晚年汪曾祺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若干年前,看到这段文字,印象深刻。不知为什么,最近偶尔又在脑海翻过。想重新看看,翻了几遍汪曾祺的文集,却找不到。记忆力减弱,找不到就找不到吧,核心思想是不会错的。
江青,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随着权势的提升,内心的权欲罕见地膨胀。“文革”中在一些场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全然一个“女皇”派头,让人见识了她的霸道——这样理解,当无大错,想很多人都会这样看。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在答域外记者问时,给了她零分以下的评价。确实,作为一个政界人物,品行极差,底线太低了。
作家孙犁“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挨批斗、下干校……后来,一位在延安就相识的人当了所在城市的文教书记,因编写反映白洋淀生活现代戏的关系,孙犁与之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有一次,王婉召见我,在市委办公大楼。那是个庄严的地方,过去我也很少去。在那里,我见到了王婉的权威。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
“她叫我当了京剧团的顾问。
“这一消息,在那些惯于趋炎附势、无孔不入的小人中间传开,顿时使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
“‘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
“‘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
“‘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分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孙犁:《云斋小说·王婉》)
虽云小说,但纪实为多。王婉的原型是王曼恬,她是毛主席的侄女。“文革”中风云际会,被推上天津市的重要领导岗位。因与毛主席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主席的私人信息源之一,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
据“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当年他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工作起来很困难。有人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客观地说,王曼恬与江青有所不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权欲。但令人称奇的是,同是工作会见,出现了几乎相近的场景。几十年过去,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场景,在某些单位,还在上演着,这就引人深思。“江青”一类人物的飞扬跋扈,不能完全归结为个人的品性,有更复杂的原因。“江青”身边一些人的表现,令人悲悯感叹,他们或也有无可奈何之处,一些人小心伺候的,可能已不是某个人物,而是那个人物背后法力巨大的权力或利益。
手中握有大小权力人物的言行,除了个人的品格、自我约束外,更重要的还在制度,是否能遴选德才兼备之人,是否能有效地限制监督官员手中的权力……制度不完善,一些人人性中恶的一面便可以肆意地泛滥,残忍、奢侈浪费、淫逸等荒唐事都可以发生,乃至超乎人们的想象,危害社会,最后也害了他们自己。
制度变革、思想启蒙、独立人格——这是近代以来国人不断的呼唤。不能不说,这些任务在当今也还是紧迫艰巨的。
张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