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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其入学后，高校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应提供更多细致的配套措施。”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说，“这些孩子的学术潜力和做事业的潜力，不一定比其他孩子差。基础差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原来的师资条件、学风等不如城里的孩子。”
王晓阳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学生将来的发展完全可以和其他学生一样，“问题在于，他刚来的第一年、第二年，学校要给他更多关注和指导，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起点不一样。”
据了解，在美国，针对一些基础不够的学生，比如其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存在不足，大学多会以预科班的方式提供相关课程。
“同时向所有学生开放，不会把某个群体标签化。”王晓阳表示，很多学生刚经历完高考的压力，在进入大学初期，应该给他们一些缓冲，“麻省理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曾推出一项改革，为减轻学生压力，新生第一学期上的课都不给出具体成绩，只计‘通过不通过’。”
在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提供的一些相关课程，功能上类似于“预科班”。该中心专职咨询师詹老师表示，考虑到部分学生可能存在计算机水平基础差等情况，中心在新学期的第二到第六周开设了“计算机零基础辅导班”。同时，考试周期间，中心会通过在教学楼发放宣传册等方式为学生们提供备考经验。
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学生温发琥说，自己听说过类似的辅导班，但因和专业课时间冲突，一直没顾得上去。这个中学阶段尚未系统学习过计算机的大二男生，正和其他同学一起上编程课，“我基础比较薄弱，最需要的还是专业学习上一对一的辅导”。
寒门学子进入名校后遇到的“学习跟不上”“自卑”等问题，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副书记李文胜看来，并不陌生。“我1987年上大学，那时，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同班同学家境差不多，消费水平差距很小。现在，同学之间的经济条件差距很大，富裕家庭的学生可能会开车来上学。贫困学生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李文胜表示，贫困地区的学生“相对而言，缺少很多经历，入学后融入话题慢一些、学习压力大一些，这都很常见”。
他建议，应将对这部分学生的助学金和贷款等纳入系统管理。同时，“不要刻意强调‘专项生’、‘自强生’等身份，以免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
2012级的专项生陈涵（化名）表示：“我接触的几个同学，入学后觉得自己享受了‘降分优惠’，心理上有很大压力。如果学校能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心理辅导，对他们会有挺大帮助。”
李文胜提醒这些学生：“十几二十分，并不是很大差距，我建议他们忘掉自己所谓的‘差别’，通过加强综合素养，尽快融入大学生活。”
王晓阳还表示，教育中有两个价值取向，一个是教育公平，一个是教育质量。他认为，目前人们对起点上的公平比较关注，比如每年农村生源在名校中的比例等数字，“现在都给你上清华、北大的机会，好像是在同一个平台上成长，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东西也应该尽量公平。”王晓阳补充道，“这倒不是说要整齐划一，而是根据学生不同的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去发展，通过制度安排和方方面面的政策，让每个人基于自己的情况，获得最大的发展。”
而反观当下的相关政策，王晓阳觉得，“还不够以人为本”。
专项生计划在招生中提出，要“根据本省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农林、水利、地矿、机械、师范、医学以及其他适农涉农等贫困地区急需专业为主”。在“积极引导和鼓励专项生毕业后到贫困地区就业服务”方面，规定“专项生入学报到时不迁转户口，户籍暂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专项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不转专业，与其他学生同等享受奖助学金政策。”
王晓阳对“不转专业”的规定并不赞同：“一方面，你是希望这些人才从贫困地区出来，很好地成长。但同时，又给他们设置这种障碍，阻碍他们的成长。应该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兴趣，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和专业方向。”
他表示，降分录取寒门学子的社会意义在于，“他们来自贫困地区，我们寄希望于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能给贫困地区面貌的改变带来一些帮助。不一定要指望他们毕业后回去工作。他们的父老乡亲都在那个地方，他对当地发展始终关注，为家乡发展提供帮助，这就能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李文胜还认为，促进教育公平，国家不仅要在招生层面作出努力，也应拿出更多财政支持，推动中小学教育均质化。
李文胜以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很多医生在提副高级职称之前，都需要去贫困地区扶贫三到五个月。”他建议，“做老师的也应该轮起来，由国家财政给予一定的教育激励，而不是让原单位和轮岗的地方负担。贫困地区常年都有好老师在，才能把教育带动起来”。
“至少各省区市的九年义务教育，应该由中央财政来保证一个投入的基础。国家可以按照人数来拨款，那些低于平均数的，由国家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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