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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说明，各级政府面对违法和不公时处置失当，有可能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首都机场爆炸案的肇事者冀中星，曾经接受自认为没有“过错”的东莞市厚街镇公安分局的10万元“救助款”。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救助款”这一规定，厚街镇在不承认违法行政导致当事人致残、缺乏国家法律依据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法律程序等前提下，对当事人给予“救助款”是出于什么目的？无独有偶，前不久发生在湖南的瓜农被殴打致死案，在致死原因不清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就落实了补偿费89万元。
正如大量报道所言，这种“救助款”带有“封口费”之嫌，目的在于阻止有关人员上访和缩小事件的影响，避免一票否决。实践证明，如果基层干部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仅仅是从保护自己个人的乌纱帽，仅仅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很多时候是买不到稳定和平安的，反而适得其反。
造成当前此类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和个别干部，对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缺乏全面了解和把握。
众所周知，高层对社会管理的思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创新和改进。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管理创新”。2011年2月，党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1年3月，“社会管理创新”一词首次以重要篇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单独成篇，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求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这是新形势下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一些地方和个别部门，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缺乏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识。
比如，不善于利用民意表达机制和协调利益关系，不懂得如何通过面对面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以信息技术促进政务公开，以体制创新建立回应机制等，面对群众，解决不好涉及居民根本利益的问题。
又如，对人民生活关注不够，不能夯实民生基础和及时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没有把弱势群体放在民生事业的首位。重管理，轻服务，不能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包括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不善于“让群众自己切蛋糕”和“把最棘手的矛盾和问题交给群众自己解决”，反而是自己动手切“蛋糕”，自己出手解决问题，由于方法不当或者出于私心私利，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再如，不懂得如何发挥社会自治的作用。不能深入探索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做实基层社会管理基础。不懂得利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包括依靠科技进步，完善工作程序，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提升社会管理专业化水平等。
再次，在一些地方政府，个别官员本身就是群众上访的导火索。
一些干部忽视群众的声音，对群众主体地位缺乏认识，认为他们素质不高，只知道做基层群众的官，不知道如何做他们的服务员。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能及时回应。一旦出了问题，就不惜拦截、截访，导致问题和矛盾升级。
在城镇化加速时期的拆迁过程中，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例如，国家规定征地标准和补偿办法，地方政府按照国家规定补偿农民，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地方开发机构拿到土地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有时候甚至是暴利。地方政府以高价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开放商必须以高价把房子卖出去，最终是老百姓承担高房价。几十年的土地开发，不仅埋下了地方债的地雷，也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谋取土地高价格和高额财政收入。
不要低估了土地财政的经济成本，更不能忽视土地财政的社会成本。土地财政的社会成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初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不惜强行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另外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以高地价卖给开放商土地，开发商为了回收高付出强加给房主的各种成本，这些成本有的会在居民入住以后逐步暴露出来，最终还是要由政府通过“维稳”来解决。
地方政府在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埋下了短效和长效炸弹，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如果任由各种矛盾积累，迟早会有爆发的一天。面对这些挑战，源头治理才是根本。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