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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内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关心的。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该怎么做？
我认为，文化的传承与输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数月前游览敦煌，我碰到一位当地姑娘，我们远道而来只为专程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未参观过，原来她认为敦煌石窟“不好看”。这说明，古文物必须“活化”，必须不断被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那文物必是僵死的。
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如周兵导演为央视拍摄的十集纪录片《敦煌》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有助于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缺一不可，但如何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然后怎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古文物的基础上取精用宏，辩证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这些都是文化学上的永恒课题。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的创作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就是未来的经典。“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子常嘉煌先生的现代石窟就是创造性的继承，虽备受外界质疑，但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远见的尝试，因为历史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权力边缘，而不是墨守或复制权力中心的成规：相对于当年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敦煌只是天高皇帝远的驿站，正因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边缘，所以能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异族，也没有随着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毁于一旦。
从字义演变来考察，communication兼备三意：一是沟通，二是交通，三是传播。我在敦煌生动地见证了这三种意义：首先，敦煌壁画是历代行者在石窟里与佛菩萨虔诚的心灵“沟通”；其次，河西走廊是当年中西“交通”的动脉和文化交流的枢纽；第三，当代文化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如何发扬光大敦煌艺术，也牵涉到各种传播的面相。
实地考察敦煌以后，我更体会到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皆因它气度极恢宏，眼界极开阔，海纳百川，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从不固步自封，更不以中原立场鄙夷天下。在敦煌常见的几十种日常植物（如西瓜、荔枝）、药材(如雄黄、沉香、麝香)，甚至面条，其实都不是本地原来就有的，而是从西域传入，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国学习过文化（他们自己也承认），但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从日本引进了不少现代名词、观念和制度。
敦煌文化从来就不是定于一尊的，也不拘泥于一格，而是历代行者从自然交往中融合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新疆文化，还有中原文化，冶炼成为有机一炉，展现各种缤纷的艺术面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犹如一道彩虹，形成多元而统一的主题、风格和精神。这既是敦煌文化，也是中华文化，更是世界文明的遗产。今天讲民族文化，必须对内宽容，对外开放，因为当今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民族文化，更没有关起大门来奢谈民族文化的。
如果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华人地区的传播研究必须从本文化出发，参酌西方理论，用严谨的论证方法，检验经验证据。中国学术传统的缺陷是不太谈知识论和方法论，国人强调直觉的思考，常把结论告诉你，却没有交代论证过程，因此有时很难判断证据是否充分支持结论。西方的研究善用抽象概念，把很多具体现象提纲挈领地描述出来，第二是论证的过程，第三是靠经验的证据。
我们要把“地方经验”提升至“全球理论”，这个“全球理论”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是代表各个重要学术社群不断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抽取最有原创性的问题，找出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进而使用适当的西方理论，帮助我们勾勒或照明材料、活络思想，但不能亦步亦趋。我不赞成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那样实在无关痛痒，甚至可以说是“学术殖民”的借尸还魂。地方经验和理论会合时，理论必然经历再造、选择、综合、批判的过程。万一现成理论都不管用，那就是应该自己创建一个理论的时候了。
我们不但要努力“知彼”，还要努力“知己”：一方面，不妨鼓励内部多元发展，和而不同；一方面，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动态的交流，并转化成研究“最切身”问题的理论资源；最后，希望华人文化圈的学术社群聚合起来，不断突破藩篱，为开拓世界传播研究的边界注入活力与创意。要有这种文化自觉与自信，要有这样深厚的学术业绩，才能真正做到东西方平等对话。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李金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