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抵达陕北高原沟壑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首都保安时,一切都出乎意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受到的倾城出动的欢迎。”
斯诺穿过红军防线后见到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周直言不讳:“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说这些话时,周恩来用的是英语,既是期待,又似告诫,并且说安排他到保安访问3天。
既然是美国友人,那么中国式的待客之道定会大派用场。当斯诺这一小队人到达俯瞰保安的一座山头时,喇叭就吹响了。废墟一般的边塞城市街道,画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的红旗到处飘扬,其间还有中英文标语,写着“欢迎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等。这让斯诺置身奇特的时空中,他日后回忆说,这么隆重热情的接待,在这山峦护卫下的遥远内陆小城中的奇异经历,以及庄严肃穆军乐振奋人心的曲调,一切都让自己沉醉。他坦承,如果在这个时候,人们邀请他随便讲几句话,自己恐怕什么都讲不出来。
还有一事,让斯诺印象很深。后来前往甘陕边界途中,一位缠着小脚的农妇,非要把自己喂养的鸡杀给他吃,并且说“不能让一个洋鬼子说咱们红军不懂见面礼!”而斯诺完全听明白了她说的这句陕北话。
无论是迎接元首般的仪式,还是农妇的真情私语,这一切怎能不让贫民出身、父母期待中投身印刷业谋生,而今仅靠写写新闻稿件谋生的异国青年在此社会剧场中迷失自己呢?这一刻,想必斯诺也会为自己感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他也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在红区,他看到了“最幸福、最自由的中国人”,他们拥护科学、提倡男女平等友爱,坚持种族平等,满足了人民对粮食、住所和某种民主和平等的要求。斯诺认为,这都是亚洲人最重要的需求。西方舆论评论说,相对于中国社会及国民党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这里清廉、平等的新气象才是未来中国希望之所在。
到达保安后不久,斯诺就见到了毛泽东。眼前的人物不是可怖的“匪首”,而是“很像林肯的人物”。这一类比对于山沟里的共产党人来说既新奇又受用。他仔细端详毛泽东的长相,发现他面容消瘦,个头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斯诺最初的印象是:“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并且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显然,斯诺被眼前这个人的精神气质彻底征服了。
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就拍了照片,但影响最为广泛的却是熟识之后拍摄的戴红军帽那一张,这张经过反复修饰的照片,被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医生,1936年也到达保安)称作“毛泽东一幅最好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
有关这张照片,马海德在1960年回忆说:“在周围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头发很长,而又不肯戴帽子。”斯诺却表示记不得了。马海德又说:“当时你在拍照,坚决要求他戴上一顶帽子。他没有,你就把自己的戴在他头上。这就是毛泽东一幅最好照片的由来。”
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斯诺是为红军拍照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但正是这位爱好者所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红区照片及其记述,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仅仅是毛泽东的照片,引起关注度之高,后来的任何一位摄影者都难以企及。这期间,斯诺还有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人允许他翻拍经过长征残存下来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从江西苏区(1928年~1935年)被迫撤退到陕甘宁交界地带之前的一些人和事。
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回忆说:“对他来说,最大的遗憾在于,这次危险重重的旅途中,他只能携带有限的胶卷。他能随身带回的每一幅照片在当时都几乎是一个奇迹。”
1970年10月1日,第一次置身天安门城楼上的“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及其夫人,站在毛泽东身边,“分享着拥挤在下面巨大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欢呼”。人群上方飘荡着巨幅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时过境迁,此时,斯诺的脑海中不知会不会闪现1936年自己抵达保安时的情形。在这般氛围中,洛伊斯·惠勒·斯诺,这个美国人清醒地意识到正处在“一个惊人的时刻”:“我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一起这件事,带来了一个重大信息,这些国家领导人决定打算通过埃德加这个信息工具来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