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美国经济复苏借鉴什么

    美国副总统拜登2013年7月27日在新加坡演讲时公开宣称“美国回来了”。但美国信用评级巨头穆迪公司调研部、穆迪分析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巴马政府顾问、美国众多经济复苏政策的参与人马克·赞迪所说的“美国回来了”，却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附和，而是说美国已经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走出，实现经济强劲复苏，经济发展“回来”了。

    5年前，金融危机让美国遭受重创；5年后，美国经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就业在增加，房价日趋稳定，股价日渐回升，负债下降，竞争力飙升。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在他的新著《美国回来了》一书中，赞迪用一系列的数据对比，让我们在惊讶中相信美国经济确实回来了。金融危机爆发，吞噬了82万个就业岗位，随之而来的裁员潮又蒸发了87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每月以0.5%的速度上涨，很快滑入了两位数的泥潭。随着房价下滑，价值缩水了1/3强，美国人的平均“负资产”达到5万美元，1000多万家庭房易其主，1亿多张信用卡爆卡作废。股价受到重创，最低时甚至被腰斩一半，除去通胀因素后人均资产净值被打回1990年代中期水平。伴随而来的是，仇富愈演愈烈，“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瞩目，美国国库券信用率先降级，政治风险和公共债务负担攀升，让美国主权信用也被降级……

    如今的美国经济，房价企稳回升，各行业、各地区的就业机会恢复如前，各家金融机构都巩固了基础，虽然股市与美元汇率依然波动频繁，但整体上走出一波强劲升值，连破历史纪录，美联储也已经开始讨论终结QE的问题了。更主要的是，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强劲，消费和投资贡献巨大，只是还不太强劲的贸易以及政府支出稍拖了后腿。赞迪对此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因他认为“美国工商业大幅降低了成本架构，成就了半个世纪以来空前的全球竞争”。

    赞迪以《美国回来了》一书，引领人们回顾了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的来龙去脉，并对包括总统、国会、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内的一系列政府机构如何梳理世情和美国国情、在金融危机后经济灾难中所作出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应对决策、决策执行的情况，从救市、财政刺激方案、美联储的零利率到《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改革等，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深入浅出的评估，读者在了解美国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至今为止收效如何的过程中，对美国经济的回来之路也就一目了然了。

    一是及时的财政刺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推出了约为GDP10%的财政刺激；2009年2月通过的《复苏法案》又包含了一揽子近8000亿美元的4年计划方案；美联储还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以万亿美元计的国库券和政府担保次债；如果加上国会创建的7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数字确实是天文般的。财政刺激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遏制了经济的自由落体，为掉头回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强大的政府信用。赞迪在书中最引以为傲的是美国政府的强大信用，他在书中直言：“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是经济的坚强后盾，而人们常常无视现实，正是这种无知和偏见助长了形形色色的大放厥词。”正是政府担保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按揭贷款，才真正让房价触底反弹；正是政府对金融机构、企业的援助，为日后制造业的复苏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政府的不离不弃，坚定了人们创业和投资的决心……

    三是持续推进的“能源独立”。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贯彻“开源、节流、调结构，提能力”的能源政策，“能源独立”趋势日益明显，不仅持续地促进了美国就业、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长，也夯实了美国能源安全的基础，相对低位的油气价格带动了美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复兴。

    四是“再工业化”推进制造业复兴。金融危机使美国各个阶层充分认识到制造业复兴的重大意义，专门推出《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在新技术、日益改善的基础设施、完整产业链的支持下，制造业正加速向美国“回流”，不仅包括福特、卡特彼勒、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美国企业，也有联想、东芝和空客等国外企业，占GDP的比重逐渐回升。波士顿咨询公司更预测，到2020年前，美国每年可以从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出口大国，夺取700亿～1150亿美元的制造业出口额。

    中美国情不一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既有共性，也必然会有差异。美国经济看得见的“回来”之路，对我们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美相似政策背后的差异，看到美国经济“回来”之路背后的实质性影响因素，把握趋势，未雨绸缪。

    一是消费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可靠的基石。同是天文数字的财政刺激，中国主要用于投资，而美国2/3用于临时性扩大消费，1/3用于减免税收。中国短期之内造就了“风景这边独好”但后劲不足，美国短期之内见效甚慢却确立了长期利好。

    二是所有刺激政策都应有退出规划。赞迪强调：“所有刺激政策的宗旨都只是终结萧条、带动复苏，而非为长远发展开创局面；判断刺激手段的优劣，不仅要看危机时的有效性，而且要看退出后的平稳性。”美国金融危机后通过大量刺激政策，都有完整的博弈计划和退出方案，而这，正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所缺乏的，我国往往“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在路径依赖下不断加码。

    三是创新能力。美国这一轮制造业复苏，表明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决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机器人技术的使用、廉价的能源、产品制造和技术研发相互依赖，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不能在科技创新力、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突破，“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极有可能不妙。

    四是不可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从当年不可一世的荷兰到曾经日不落的英国，都因为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从显赫的高点又回归于平平的起点。而我国目前正有过度放大金融本身价值的不良趋向，美国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制造业振兴，无疑是对我们的及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