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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一场在网络吆喝了几个月的“中国剧本拍卖会”（以下简称“拍卖会”），终于在几次延期后召开了。
说起“拍卖”，总让人联想到在敞亮的酒店大厅中，精美的拍品在一旁展示，拍卖师口若悬河，买家从容举牌。然而，这场剧本拍卖会的地点设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中型饭店内，一个只能容纳80人的无窗会议室里坐满了买家——影视公司代表；而卖家——编剧们，只能站在会议室外狭窄的走廊中。
参拍的一名编剧抱怨道：“没想到场地那么小，都不让我们进场。”一名工作人员一边安抚“正好大家在外面可以多交流嘛”，一边指挥着“快，再往里面多搬几把椅子”。一阵忙乱后，拍卖会略显仓促地开场了。
161部剧本，仅有1个买家
拍卖会主办方梦制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剑虹介绍，参拍剧本要符合一定条件：“如果是小说改编权，必须是已经出版的畅销书；如果是电影剧本，作者之前要有电影作品；如果是电视剧，应该已经写完了至少一半以上集数。”
浏览拍卖图录发现，业余编剧占了绝大多数，161部参拍剧本涵盖了都市、农村、青春、玄幻、历史、恐怖等所有你能想到的类型，还有“魔幻爱情喜剧”、“乡村与县城结合的悲情剧”、“历史动作片”等诸多作者自创的混搭类型。电视剧剧本的起拍价在1万元~3万元每集，电影则是几十万元不等。当然，也有要价高达800万元的电视剧——这个题为《猪八戒下凡》的剧本，作者连怎么植入广告都周到地替买家想好了——可惜最后也没卖出去。
剑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本订了300人的场地，怕来的人少冷清，于是换了这个80人的会议室。”从现场来看，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只是，来的人虽多，成交量却是惨淡的。
拍卖师念着每一部参拍剧本的名字和价格，并问：“有人感兴趣吗？”回应她的往往是沉默。买家们淡定地喝着茶，玩着手机，心不在焉地翻着手中的图录，和会议室外人头耸动的热闹形成反差。
拍卖中途穿插了一首歌曲版权的拍卖，几个“北漂”摇滚歌手还来到现场献唱。一名“100号先生”举牌买下了这首歌曲的版权。直到拍卖会结束，“100号先生”都是唯一举牌的买家，他一共买下了一首歌曲、一部话剧剧本、两部电视剧剧本和两部小说改编权。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所代表的影视公司。
剑虹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有些编剧对自己的期待太高，对拍卖抱着买彩票的心态。我们只是想为没名气的编剧们提供一种新的渠道，并不想、也不能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
写剧本的不一定是编剧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记者采访了编剧刘和平，曾撰写《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电视剧剧本的他对拍卖会预言：“不太可能出现竞价的场面。”不幸被他言中。刘和平说：“剧本拍卖，给供需双方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不过，写剧本的这些人是不是编剧，我心里首先要打个问号。”
他认为对影视作品而言，剧本最难：“方方面面都要懂，机位、镜头、戏剧结构……不是拿起笔、敲着键盘，上来就能写的。现在不会写剧本的人来写剧本，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参拍剧本中，有一部电视剧的作者是一名农村妇女周杏暖，她利用照顾孩子之余，半年写了32集。这次为了参加拍卖会，她交了800元的参拍费，还专程从老家河北饶阳赶到北京。虽然最后没能进到现场，也没把剧本卖出去，她还是坚持“不把这个卖出去，不会写下一个”。周杏暖说：“写小说太麻烦，还要写人物、心理。在网上查了查剧本的格式，挺好写的，就写了。剧本三分之二是我的亲身经历。”至于剧本一共有多少字，一集多长，她茫然地摇了摇头。
豆瓣网上有一个小组“中国编剧邪会”，管理员韩辰辰解释名字的来由：“‘邪’取‘协’的谐音，看上去更戏谑一点。”小组目前有8916个组员，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各种买剧本、卖剧本的消息在小组中实时更新。韩辰辰说：“近年国内影视行业快速发展，让编剧成了一项名利双收的工作。除了每年从各大艺术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还有很多传统的文字工作者，包括作家、编辑，一些理科出身的人也逐渐加入这个行业中。”
韩辰辰认为，编剧行业的门槛不高，稍微有些文字功底的人经过短时间训练就能写出较为完整的剧本，因此也使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这并不全是贬义，很多成功的编剧不是专业出身，但他们丰富的知识体系和生活阅历也是优势。”韩辰辰说。
一晚能写上万字的，不是好编剧
韩辰辰的朋友和发财，哲学硕士出身，放弃了原本规划中的教师或公务员道路，成了一名编剧，目前专注于抗战剧。和发财说：“编剧的稿酬应该是文字工作者中最多的。如果写得好，是一个值得托付的饭碗。”
一集电视剧剧本1万多字，普通编剧的市场价在1万元到3万元，一线编剧可能高达30万元，相当于千字3万元，而作家的稿酬只有千字500元到1000元。相比不久前国家版权局规定，原创作品千字百元的最低稿酬，剧本不可不说是高价。
剑虹介绍，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编剧行业有一个大致的规范。“不走院线的数字电影，总投资几十万元，剧本成本大概占10%；院线电影剧本在10万元~30万元之间，大片另算；有名的电视剧编剧写一集二三十万元，一部戏拿到上千万元，制片方还得排队等。”剑虹说，“美国有编剧的行业协会，有规则，中国靠圈子。一线编剧纷纷成立工作室，忙不过来，年轻编剧却四处投稿无门。”
刘和平形容制片方找编剧约稿，就像“裁缝做衣服，做得好有口碑，才有人来定做”。而且现在的渠道比以前畅通不少，2011年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每个月都举办沙龙，为制片方和编剧牵线搭桥，不收取任何中介费。刘和平是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副会长，笑称自己是“当义工”。
刘和平说：“目前国内编剧，即使是最高稿酬，也没有高于国际标准，一般是更低。有些演员一个人拿走一部戏一半的制作费用，这种不靠谱的事在编剧界还没有。而且，认真负责的编剧，对整部戏收益的贡献，远远大于他所拿的稿酬。”刘和平曾花5年多时间只写一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他说：“一晚上能写上万字的，不是好编剧。编剧是一个苦差事，写得又快又好的，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编剧中心制，还只能想想？
现在对一些顶尖编剧而言，不菲的剧本稿酬已经不是其主要收入，他们拥有影视公司股权，还参与票房分红。剑虹说：“经历了‘导演中心制’，现在是‘制片人中心制’，也许将来会出现个别‘编剧中心制’。”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编剧中心制”还只能是梦想。“中国编剧邪会”小组中有一个帖子写道：“全国80%的影视公司都集中在北京。北京的影视公司80%都不靠谱。不靠谱的编剧比不靠谱的公司更多。”韩辰辰解释道：“这个数字可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背后有很多无奈和辛酸。一方面，有的制片方拖欠编剧稿酬，或者要求无休止地修改剧本，甚至骗走了编剧的创意另找人写剧本；另一方面，有的编剧拿了定金却无故拖稿，最后音讯全无。”
但在编剧和制片方的“较量”中，编剧往往处于弱势。韩辰辰透露，现在制片方拖欠编剧稿费非常普遍，有的编剧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制片方的理由就是简单一句话——剧本没有达到要求。“剧本是否达标，没有官方标准，更多是制片方的主观判断，这对编剧来讲很不公平。演员片酬少可以不演，导演片酬少可以不拍，可编剧的剧本已经写出来了，不给稿酬，你说怎么办？”
除了飘忽不定的稿酬，剧本怎么写也不全是编剧说了算。作为抗战剧编剧，和发财对前段时间的热门话题“抗战神剧”有自己的辩解：“很多人指责《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手榴弹炸飞机的情节，其实，一部剧需要有人写、有人买、有人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不会出现在电视上，单纯把责任推给编剧，极不理性。制片方是你的老板，他要求加入某些情节，也是他们的工作。如果对一个问题僵持不下，很多编剧不会冲动到为了艺术而放弃饭碗。”
早在2004年，深圳曾举办过一场影视剧剧本的拍卖会，当时莫言、梁晓声等作家的作品都参与了拍卖，成交金额达594.5万元。此后，这类拍卖会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北京的这一场，也只能在“100号先生”孤独的举牌中匆匆收场。原计划下午两点到6点半的拍卖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买家和卖家似乎都没什么可留恋的，原本水泄不通的会议室和走廊迅速清空。也许，好编剧还得慢慢“养”出来，一场拍卖会真的改变不了太多。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