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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村的方雨康自认为对农民的想法并不陌生，但在走过10多个村子、访问上百家村民后，他才意识到，尽管离开故土仅数年，农村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已非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现在，这位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的大四学生带着一个题为《光伏下乡可行性与应用前景的调查与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为视角》的项目来到挑战杯决赛现场，这位工科男对记者说：“只要深入调研，就一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下乡前，方雨康看到校园里布满了诸如太阳能路灯、光伏屋顶的光伏产品，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他本能地想到“光伏既然能进校园，是不是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光伏下乡”的概念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主导下正在市面上推广。
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产业，但是过度依赖外需和简单复制外需市场的经营模式，导致中国光伏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而一直被业内专家和政府部分人士所推崇的“城市支援农村”中国光伏自救路线也尚未有公开的、具体的基层调研情况。
在和同学掌握这些情况后，方雨康便确定以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经济效益分析，对光伏下乡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进行研究。
至今，方雨康还记得，当一村民被问及为何不愿将资金投入到光伏产业时，他说：“风险太高，要8年时间，到那时我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这让他备感困惑。“8年的时间还长吗？一共25年的投资期限，刨去头几年的持续投入，剩下17年就是纯收益呀。”
碰到一个村民这么说，他觉得是这人“见识浅”，听到两个村民这么说，他想有可能是“没有经济头脑”，但当一个村里一群人都有类似的观点时，他才意识到，“这才是国情”。他想，既然村民传统的思维方式很难改变，那么需要调整思路的就是政策制定方，因为其调整的成本最小，灵活性最高。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