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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辽宁全运会1个多月前刚刚闭幕，2017天津全运会的筹办又提上了日程。尽管社会舆论对全运会的争议甚嚣尘上，但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得以实现的重要一环，全运会肯定还会长期存在。“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一到两个标志性的运动会。”中国著名体育赛事运作专家、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肯定了全运会存在的必要性，“但全运会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也是国内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通病。”
刘清早作为山东和辽宁两届全运会的首席专家，曾多次参与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组织工作，越来越为这样一个问题感到担忧，“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全运会？它到底是赛会还是一个‘箩筐’？现在，我们的全运会就是一个‘箩筐’，什么都往里装，承载了许多不该承载的东西。”
借办赛推进新区建设
2009年山东全运会之后，济南的龙奥大厦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栋规模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正是济南借举办全运会之机新建的政府办公大楼。龙奥大厦所在的位置正是济南举办全运会的核心区域，区域内还包括济南奥体中心、全运村等，这片区域也成为济南初具规模的新城市中心。
2013年辽宁全运会，全运村所在地——沈阳浑南新区同样是沈阳近些年重点打造的新政务中心。
2005年江苏全运会，南京新建奥体中心场馆群，所处位置也是南京市极力打造的河西新区，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青奥村也在河西新区。
就连举办全国农民运动会也成了主办城市大兴土木的借口。2012年举办全国农运会的河南南阳，借办赛之名兴建了新的城市行政中心。
刘清早指出：“这些城市通过举办国家级运动会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体育中心、商业居住中心，最终形成了新的城区，举办国家级运动会成为这些城市建设新区的一个‘抓手’。”
“国家对土地规划、开发和使用的要求是很严的，每一级政府能够审批的土地大小是不一样的。因为承办运动会需要新建场馆，新建场馆需要土地。有国家级的运动会就有国家级的批文，有国家级的批文就可以向国家要土地。”刘清早说，“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许需要各种各样的新的中心。如果不举办全运会，城市建新区的土地就得不到批准吗？可能也会批。但据我了解，一个地方如果是以举办国家级运动会的名义去申请土地和新建这样那样的‘中心’，得到批复就快，难度也低。而且中央严格控制的‘楼堂馆所’也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装进举办运动会的大‘箩筐’中。”
中央早在2007年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但举办运动会却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批土地、建大楼的最好借口。
提倡节俭成为辽宁全运会的一大特征，但对于“全运会是否节俭”的问题，刘清早却很难回答，“全运会在很多方面的投入确实减少了，但这并不表示就节俭了。打个比方来说，大家看到的是买一个杯子的价钱从两块钱变为了一块钱，确实节俭了，但杯子该不该买却没有人考虑。”
借办赛重新整合干部资源
由于我国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均为政府行为，地方办赛一定会成立组委会，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三五百人，这些人员中很多都是政府各部门的干部。刘清早发现，“运动会举办地的组织部门或干部所在单位的相关领导，往往可以利用运动会的平台，对干部的职务、待遇和名誉进行重新洗牌。”
刘清早认为：“从表面上看，选派干部参与到运动会的筹办和组织工作中，是对干部的锻炼，从深层次看，则是管理干部的干部对自己的嫡系进行梳理。”
刘清早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一个很不正常的案例——某地的全运会组委会驻会秘书长，在整个赛会筹备期更换了6人，临近赛会开始的1年半时间里更换了两人，驻会秘书长是代表政府主持赛会组委会日常工作的重要人物，频繁更换显然对赛事组织工作不利，但很多干部或他们的领导，都希望用组委会的工作经历给他们的履历“镀金”，就像大闸蟹养殖业里的“洗澡蟹”一样，不是产自阳澄湖的河蟹放到阳澄湖里喂养几天，贴上阳澄湖大闸蟹的铭牌，身价就倍涨。
刘清早认为：“那些在赛事组委会里频繁更换的干部，就是想利用在组委会工作的机会，获得提拔或重用。平时在市里讲不上话的干部，担任运动会职务之后，就需要频频向市里汇报工作，曝光率就高，接触领导的机会就多，因为筹办运动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轰轰烈烈，很快就能出名，在运动会组委会任职成为个人升迁的一块跳板。赛会组委会也由此成为了举办地权力和干部资源再分配的平台。”
干部们多数都是带着被提拔的心态进入赛事组委会工作，因此，在组委会筹办初期，如果基础性工作繁琐、量大，干部们就会对进入组委会工作避而远之，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愿意为组委会做事的人。
借办赛无度推进城市改造计划
举办大型赛会，主办地确实需要整治环境，“绿化、亮化、美化、净化、畅通”的工作很重要，但这些工作应当是城市发展的长期、常态工作，而不是为了办运动会突击而上的一次性工作。刘清早很疑惑，“难道不办运动会，这些提升城市环境的工作就不搞了吗？”办运动会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但绝不是只有办运动会，城市才能发展。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热衷于办大赛、办运动会？就是因为办运动会成了一种发展手段。”刘清早表示，“因为办运动会，本来不可以花钱的地方，政府可以花了，本来有争议的项目，政府可以投入、上马了。运用运动会这个平台，政府和相关领导可以无度地推进城市建设。”
就像在辽宁全运会期间引起巨大争议的沈阳浑南新区有轨电车系统，刘清早认为：“它应该是随着居民小区的建成、使用逐步建设，逐步发挥效用。现在，新区居民还未入住，电车系统已经全部建成，它的效用就不能全部发挥。打个比方，我有十块钱，我需要办十块钱的事，那么现在这十块钱就发挥了百分之百的效用，但如果只需要办五块钱的事，我还是花了十块钱，那么这十块钱的效用就只发挥了一半，我为什么不能只花五块钱，让这五块钱发挥百分之百的效用，剩下的五块钱有计划地用在同样可以发挥百分之百效用的地方呢？就没有人来算这笔账？”
刘清早认为：“超常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观。”
未经科学论证的办赛理念横行
“辽宁全运会提出安保第一的口号，认为运动会成不成功要看安保。”做了这么多届大型运动会的赛事运作专家，刘清早还是第一次听说安保的重要性超过了赛事本身。所以，本届全运会出现了很多比赛观众稀少，而老百姓在赛场外却买不到票的情况，开幕式出现了观众席没有坐满，且到场观众全部是组织而来的情况。而开幕式观众席没有坐满，在全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辽宁全运会的火炬传递共有200多名火炬手参加，相关部门竟然派出了6000多名警力护卫。而且，火炬传递现场的观众也是组织来的。“火炬传递过程中，观众本是可以跟着跑的，但刘清早看到的却是，“因为高度的戒严、封锁、护卫，结果，没有观众能够自发地参与火炬传递活动。这影响的是体育精神对大众的传递。”
“大型运动会安保第一的理念科学吗？经过论证吗？”刘清早提出这样的质疑。
“安保本应是赛会的一项服务工作，是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而存在的。如果安保工作成了赛会的重中之重，赛会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刘清早表示，“很多参赛人员就会感到种种不便，而他们本应是赛会服务的主要对象。”
借办赛搭“顺风车”购买物资
刘清早告诉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某地在举办农民运动会时，当地有关部门借为运动会提供安保为名，要求购买装甲防暴车，农民运动会的安保级别需要这么高吗？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你们是担心本·拉登会来吗？”这就是明显的“搭顺风车”花钱。
由于缺少事先审核机制，地方上借办运动会之机乱花钱的情况十分普遍。此次辽宁全运会，刘清早在沈阳赛区进行了一次对购买物资的事后审计变为事先审核的尝试，“对所有赛区的活动和开支项目，我进行了预算审核，第一次审，就把6个亿的预算审核到两个亿，第二次再从两个亿审核到1.5亿。很多不该要的开支预算被否决。比如，官方出版物的预算，当初是每个部门都要出版一本，最终只留下了3个手册，秩序册、成绩册和媒体手册。”
刘清早给沈阳赛区的建议是，可借物资的不租，可租的不买，一定要买的，必须形成组委会固定资产，全运会结束后上交到财政局公务仓，考虑事后使用。刘清早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因为我还建议，沈阳赛区所有因全运会购买的固定资产，在全运会结束后进行二次分配，这意味着全运会期间任何单位确实必须购买的资产，在二次分配中也未必会回到原单位。因此，沈阳赛区的预算开销降低了很多。”
刘清早在沈阳赛区的尝试能否在全国推广，还是个疑问，因为大型运动会事先审核的机制并不完善，“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审核开支的必要性，再审核开支的额度。否则，很可能是该买的没买，不该买的瞎买。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不是杯子有没有更便宜的问题，而是该不该买这个杯子的问题。不理清这个问题，节俭办赛就是一句‘空话’。”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