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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高校毕业生中80%是应用型人才，20%是学术型人才；中国高校毕业生则相反，40%是应用型人才，60%为学术型人才。中国真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日前，在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改革发展有关会议上，一位副省级领导说：“中国教育出现了重大结构性矛盾。”
“不少家长为让孩子读4年大学（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和三本院校）欠了一屁股债，结果出来还是就不了业，什么也不会干。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意见不大才怪！”这位副省级领导直言不讳地说：“在高校‘毕业即失业’大军中，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贡献’最大。”
对于这种说法，教育部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也给予了统计数据的支撑。据统计，排在第一位的是985高校，第二位是高职院校，第三位是211大学，第四位是独立学院，第五位是科研院所，第六位是地方普通高校。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社会现象，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如何进行深刻反思、转型发展？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地方“专升本”冲动造就一批“四不象”大学
“在地方‘专升本’的诸多利益诉求与冲动下，一些老牌高等专科学校被改头换面加入综合性大学的群体。这对于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不知是福，还是祸。”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校长孟庆国忧虑地说。
据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介绍，国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的4所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中，黑龙江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与哈尔滨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升格为黑龙江工程学院，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山东交通学院，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并入东南大学，唯独他所在的这所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一直坚守在高等职业教育行列。
记者查阅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公开材料发现，2012年有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等8所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
今年4月18日，教育部又批准了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萍乡高等专科学校、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长沙师范学校（专科）、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等升格为本科院校。
在2000年时我国共建有各类特色的高等专科学校258所，到今年6月21日国内各类高等专科学校减少至133所。面对这种锐减，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教育部压制不了地方‘专升本’的冲动。”
据这位知情者透露：“全国‘两会’期间，一些地方大员与教育部举行的省部会谈中，重点议题之一就是希望教育部支持省内几所高校‘专升本’工作。教育部领导见与不见，谈与不谈，都十分被动。”
来自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统计数据说，2012年全国本科高校1145所。其中1999年以来升本新建高校有646所（不含南方科技大学），约占全国本科高校总数的56.42%。
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在招生简章中介绍说，对普通本科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函授教育、国际合作办学和各种岗位技术培训兼容。不过，据一些高等职业院校校长透露：“这并非个别现象。不少地方新建高校戴着本科的帽子，干着高职的活，是名不副实的‘四不象’大学。”
中国青年报记者掌握的一份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评估报告说，在43所新建本科高校中，专科生所占比例平均为20.7%，达到25%以上的有17所，最高比例的为62.1%。从专科升格为本科后，新的模式未建立，旧的模式尾大不掉，培养的毕业生往往高不成，低不就。
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某省副省长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新建本科高校校长介绍毕业生就业率在20%~40%，高等职业院校校长则汇报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以上。当场就有新建本科高校校长向副省长‘打小报告’：这是不是在撒谎？”会后，副省长调查证实高等职业院校校长汇报的情况属实。
规模大，条件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大打折扣
教育部在批复部分省级人民政府关于“专升本”的函件中要求，加大对新建本科高校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据知情者透露：“这条讲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很难。”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院长邹冬生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往往以赚钱为目的，规模弄得很大，条件很差。”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43所新建本科高校评估报告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38.8%的教学经费投入不合格，30.2%的专业建设不合格，42.2%的师资数量与结构不合格。
据这份评估报告分析，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在以下方面存在突出问题。首先是盲目追求高层次发展，办学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严重脱节。一些地方“专升本”高校不顾自身基础与实力，一味追求传统老牌大学的办学定位，向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大学目标靠拢培养学术型人才，导致发展困难重重，前景不明。
其次是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大量毕业生就业困难。“专升本”以后，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注重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指标排名与攀比，不顾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一些高水平、高规格、与地方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的学科专业，造成产销不对路，教育投资严重浪费。
第三是人才培养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缺乏地方、行业与学校特色。地方新建本科高校纷纷把学术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重学术轻应用、重理论轻技术，过于强调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多数使用国家统一“规划教材”，致使毕业生从事理论研究功底不深，实际操作动手能力不足。
第四是师资向应用型专业转型周期长、困难大。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大多数是在专科基础上升格而成的，原有的专业师资与水平不能胜任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迫切需要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又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引进不了，将理论转换为技术、把技术变为产品和商品的实践能力差。
第五是基础差、底子薄，办学经费短缺。一大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少，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学校自身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弱，以致在实训、实验条件方面达不到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除此之外，就是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专升本”的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不断失去行业背景与特色，再加上学校科研整体实力薄弱，应用性研究力量不强，服务社会效率低下，在校企合作中处于劣势地位。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在中国遭误译与矮化
“应用型本科教育并非什么新名词。”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淳生说，从20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工程教育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迅速崛起。美国有四年制工程教育，德国有应用科学大学，法国有巴黎高科集团。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朱绍中介绍，德国《高等教育结构法》明确规定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大学是“不同类型、但是等值”的高等学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n，简称FH）准确的办学定位和鲜明的办学特色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被称为德国现代工程师培养的摇篮。
在这方面，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叶高翔感受更深。1980年该学院成立之初就定位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1985年浙江省政府和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以该校为平台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1990年列为中德两国政府合作培养高等应用型工程专门人才的试点高校。
作为执行中德政府间高等应用型人才合作项目的高校，在国内同样遭遇不少培养应用型人才高校遇到的“委屈”，即浙江科技学院所有专业从1992年开始改为四年学制，招收高考“二本”分数线以上的学生，但只能给毕业生发大专文凭，直到2001年才正式与本科学历挂上钩。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叶高翔说，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之初，中国高等教育界就存在两个误解，一方面是把Fachhochschulen翻译为高等专科学校，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我国高等专科学校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是突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职业取向（Berufsorientierung），把FH等同于高等职业教育。
“在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排斥应用型人才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提到应用型人才培养，大家认为那是培养低端产业工人的职业教育，根本不屑一顾。”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秘书长闫舒静说。
云南工商学院董事长李孝轩透露，前几年他在学院大楼上挂了一块创建“中国一流应用科技大学”的牌子，后来顶不住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拆了下来。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块牌子重新挂上去。
“当前，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不转型发展，将错失改革机遇期，毕业生就业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存在的社会价值会越来越少。”孟庆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