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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20个生日来临之时，梁漱溟再一次“回到”北京大学。此时距他辞去学校讲席已近90年，而他离世也已25年了。
“回来”的梁漱溟在治贝子园会议厅的一块巨大背板上凝神端坐。10月18日，近百人相继踏入这间掩映在现代化楼堂中的中式小院，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者。
“梁先生95岁去世那年我们给他开过一个会。”王守常回忆道，“据我所知，此后就没什么纪念活动了。”作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他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筹办了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并担任主持人。
绕着会场椭圆形的长桌，可见半壁白发苍苍。不少老先生需要被人搀扶着，而前三位发言者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45岁。
“你看过他的书吗？”一个负责现场摄像的年轻人小声问同伴。“没有。”后者果断地摇头。
“梁漱溟远未得到应得的重视。”王守常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纪念他的意义太大了。”
“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他”
会议结束后，89岁的梁培宽从沙发中缓慢地站起身来，推开工作人员的手臂，坚持独力行走。作为梁漱溟的长子，他多年来一直从事父亲著述的整理、编校和出版工作。
“之前我对他了解太少，这些年才慢慢走近他。”老人说。
在他看来，父亲就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是年代久远，二是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和潜规则”，父亲一度“被深埋于泥土中，后被挖出来，才发现还有点儿价值”。
“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他。”老人摆摆手，神情很淡然。
1953年，梁漱溟曾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顶撞毛泽东，遭到严厉批评，被毛斥为“反面教员”，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
渐渐地，人们不再听闻梁漱溟的名字，即使知道的，也大多是“妖魔化”的他。“就像一个好好的人，脸上被画了很多令人生厌的花纹，别人看他能好吗？”梁培宽解释说。
在近30年时间里，梁漱溟旧作不能再版，新作不能出版。这位一直处在社会活动“漩涡”中心的学者，很快被排挤到中心之外。
“曾经，常常有学者和要员来拜访我父亲，后来便门可罗雀了。” 梁培宽说，“如果父亲在意，根本没法活。”
“文革”结束后，这种冷清缓和不少。直到1989年以后，他的著作才开始一版再版。
“也有人纪念他，但不多。”梁培宽说，“这次的规模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而王守常则直接表示：“据我所知，以前几乎没有过什么纪念会。”
在作家卢跃刚看来，不能在“知道他的人有多少”这个维度上来评价梁，因为“社会的无知”和梁的重要性没有必然联系。
今年暑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艾恺花了500个小时，修订他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并由外研社出版。这本书1979年首次出版时，曾获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而作为费正清学生的艾恺，也被称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
在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两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艾恺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对墓碑三拜九叩。已经须发皆白的他将两人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敬献于黄白菊花之下。
在座谈会上发言时，外研社社长蔡剑峰提到了林语堂纪念蔡元培的三句话：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而我们要为梁漱溟先生建造一所怎样的纪念堂？其实是要以身为碑，让先生精神相传。”
“做成没做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生都在坚持”
王守常回忆梁漱溟晚年的时光，眼前便是一位衣着素简、待人谦和的老人。他常常去梁家聊天儿，觉得“直到最后，他头脑都很清楚”。
有学者概括，梁漱溟一生始终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五四”之后，在激进拥抱西方思想的潮流中，这个文化守成主义者孤身一人抵抗着。“他企图在东西方（思想）对撞的过程中，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卢跃刚评价道，“那是他‘士大夫’的文化使命。”
“我的生命就系于责任一念。”梁漱溟曾自述道。直到晚年，他还慷慨激昂地发言：“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他20多岁就到北大任教，后辞去教职，投身乡村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
“做成没做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生都在坚持，以自己的一生去抗拒一个历史潮流。”王守常说，“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去读他的书，他的东西方哲学，和他的人生人性。”这种纪念和继承，在这位教授看来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梁培宽回忆，别的父母给孩子写信，常常嘘寒问暖，而梁漱溟全然没有家长里短，总是在谈社会问题。
而即便是在梁去世几十年后，他所关心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王守常看来，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把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延续下去。
“梁漱溟与激进的学者不同。顾颉刚和茅盾等，就认为应当等中国强大起来，再恢复中国文化。可是你看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少了解。”王守常说。
当被问及父亲说过的话里，就当前而言哪一句最值得注意时，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觉得是“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梁漱溟曾提出世界学术发展有偏，结果是人类能够认识物，能够利用物，但人类管不住自己。
“现在危机感是普遍的，人与人对立，人与物对立，人类只顾消耗物资，后果不关我的事。”梁培恕解释道，梁漱溟曾将文化分成两大类，一个向外用力，例如把人送往太空；一个向内用力，是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也把人送上了太空，但是忘记了吾日三省。”
如今，少数外国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接替美国领导世界，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逐渐确认，世界前途和中国前途不在于西方的路。而中国的使命，是以融合两种文化长处的文化来贡献给世界。
曾经，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两大问题，一是统一问题，二是民主问题。耄耋之年的梁培宽深深地喘了口气说：“今天的中国，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个时代，需要像他那样去做事的人。”
夕阳透过小窗，照进北大承泽园一间老旧公寓。老人逆光坐着，望着面前墙上悬挂的父亲的遗像，神情有些凄凉。“时下青年人的责任心淡薄了很多。”他摩挲着椅子的扶手，眼中忽又泛出光华道，“我觉得，青年不光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国家负责。往大了说，要对人类负责。”
“原来我们做的事不是新的，而是把前辈的工作捡起来”
在梁培宽看来，并非没有这样的年轻人。白亚丽便是其中之一。
10年前，这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如今的骨干还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因为对农村问题感兴趣，她开始追随老师，奔赴全国各地，在100多所高校中建立起“大学生涉农社团”。
在一堂乡村建设讲座中，她第一次听说梁漱溟这个名字。
“原来我们做的事不是新的，而是把前辈的工作重新捡起来。”白亚丽说。
193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同年，他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此前，他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
他始终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中国近百年史，近乎一部乡村破坏史。他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
“他开始得很早，当时影响很大。”近年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卢跃刚解释说，兼任县长的梁漱溟，实际上亦有其文化抱负，他要探索在现代化问题中中国的文化角色和主体性。
此时，横向来看，东西方知识分子皆有此类尝试，有的从经济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文化入手，有的进行乡村自治试验。
2003年，白亚丽跟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去安徽的一个村子下乡调研。她发现，中国农村除了上访，还有很多问题。传统风气崩坏，老人无人赡养，赌博盛行，分散的小农没有组织，乡村没有公共活动。取消农业税后，进城务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多，村子则面临更加快速地衰败和凋敝。
10年之间，白亚丽和她的同仁只有一个念头，“重建农村”。
“对我们来讲，乡村重建需要从本土实际出发。”白亚丽说起她所在的机构以梁漱溟命名的缘由，当代主流的农村发展学科和相关理论支持体系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验，我们是小农村社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乡村的出路要寻找本土经验。而他是从中国的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出发思考解决中国问题。
受到梁思想和实践的启发，白亚丽和同事也在尝试把小农集合起来发展合作社。在北京西山的“新青年绿色公社”，她和一群年轻人甚至要学着梁漱溟当年和同道那样进行“朝话”：早上起来沐着晨光，思考、交流。
在她看来，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追随梁、继承梁并不意味着全盘接收他的乡建理论，而是继承他的行动精神。
但眼下，她所认识的，刚刚接触乡村建设的年轻人，没几个人读过梁漱溟，大多数人，连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不知道。
“眼下的乡建实践很多已经走偏了。”卢跃刚批评道，“背离了原本的要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梁漱溟的已出版著述，虽不是畅销书，却是“长销书”。
根据出版社提供的数据，《中国文化的命运》加印12次，近几年销出10万册，而《中国文化要义》，每次加印数从原来的几千册，到现在的几万册。就连大部头、8卷版的《梁漱溟文集》也卖出4万册。
“说明他思考的很多问题，当今还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梁培宽的语气听起来宽慰而骄傲，从前都是他和家人求出版社，现在终于有出版社主动找他。
不久前，艾恺在北京某书店举行了一场小型的读者见面会。白亚丽特别高兴，因为在现场，她看到就梁漱溟向艾恺提问的，大多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无论是在学生还是家人眼中，梁漱溟对年轻人，都极为尊重和宽容。他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做什么，只要“堂堂正正，不贪心、不做坏事”。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曾问过祖父：“红卫兵抄家您生气吗？”老人反问孙子：“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生他们的气？”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梁钦宁从学校里学来迪斯科，表演给祖父看。
“您喜欢吗？”他呼哧呼哧地问道。
90岁的老人扶了扶眼镜，像他一贯表现出的那样谦和，笑着说：“你喜欢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