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隧道
像是一幕荒诞的黑色幽默剧,王先生带着老伴和孙子,几只鸡和一条狗,在一条全长506米的汽车隧道里安了家,而且一住就是6年。更神的是,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经过当地相关部门同意”才住进隧道。
一时间,媒体纷纷赶到这个名叫“凯旋路隧道”的地方。一个桥梁隧道养护公司经理告诉来访者,隧道废弃不用的原因是位置偏僻,车流量太小,一旦开通,则无论车辆多少,“南京市每年都要至少花费20万元来养护”。而规划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在当年的规划里,这条下穿式隧道的对面将是一个市民广场,一侧是国际赛马场,一侧是地铁站,周围还有两块规划中的商业综合地块,“按照规划,这里的人流量和车流量符合建设隧道的条件”。
原来,作为2005年“十运会”马术赛事的承办城市,南京市曾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占地1270亩、投资额超过5亿元、号称亚洲最大的“国际赛马场”。可以想见的是,赛停人息,运动会结束后不久,赛马场就成了一个巨型停车场,而作为配套工程的“凯旋路隧道”便也因此“未上阵便牺牲”。
像是某种隐喻,在这场与速度有关的重点工程里,跑赢的是官员、是政绩、甚至是那些名贵的赛马,跑输的则只有从头到尾不明所以的纳税人——从未见过隧道开通的老百姓们。
当然,老王除外。他不仅获得了隧道里的居留权,还可以每月从“上级部门”那里领取1200元左右的工资。而他所承担的任务居然是,守在这个造价超过5000万元的隧道入口,拉好铁丝网——不让任何车辆进入。
顽固的“一卡通”
售票姑娘将钱和卡丢出窗口:“去西单。”
“为什么去西单?”杨万国问。
“坏卡,只有去西单才能办。”姑娘回答。
这个场景摘自一则长微博,题目是——我为什么骂了北京地铁的漂亮姑娘。
“我知道,这些姑娘,那些‘国营面孔’,在家里,在朋友中,在男朋友跟前,可能都是热情的,善良的,负责的好人。但一旦他们进入某个体制,坐上某个垄断位子,干上一份无需市场投票的工作,他们就自动镶上了‘国营面孔’,他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灰暗人性就四处迸泄了。”作者杨万国写到。
事实上,他真正想问责的不是这位漂亮姑娘,而是那个像幽灵般出现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游戏规则。
他在百度检索“北京公交退卡不便”,结果出现了211万个搜索结果。
他在天涯社区发现一个退休老干部发的帖子:“为什么北京市多达成千上万个售卖IC卡的场所,退卡却只有十几个?为什么?”
他又搜索“两会”提案,原来早在2011年就有政协委员提出相似问题,但两年来情况并无任何变化。
“在哪里办卡,就可以在哪里退卡。”杨万国说,这一次,自己想要一个公允的结果。
故事的结尾令人惊喜,他真的在几天后赢得了“一卡通”公司的公开承诺:年内普通卡退卡网点将增至100个,坏卡退卡网点增至20个。
但游戏其实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让那顽固规则低头的,究竟是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感,还是那条长微博带来的4万多次转发。
精致的公函
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一村民被强拆者棒击致死。事发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强拆者武瑞军等17人获刑,被告人不服上诉。将近3年过去,太原市中院依山西省高院今年9月的裁定重审此案。不料,死者家属、复旦大学在读博士孟建伟找到媒体,递交了两份由事发当地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公函。一时争议四起。
其实,案件不是不可以重审,被告人不是不能上诉,问题的核心也不在于法官是否一定就在此案里丧失了独立性,而在于这两份公函的一字一句里,所透出的那种已成套路的行事逻辑——先谈苦衷,“武瑞军家属一直不服判决,多次到区及有关部门上访,并提出减轻量刑的诉求”,再说意义,“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最后是诉求,“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特恳请法院对武瑞军重审量刑时,依法对当事人家属的诉求予以考量”。
寥寥几笔,满是玄机。断案要追求公平正义,但也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恳请”,也是经过区委区政府的“研究”;法院要“依法”,也要对当事人家属的诉求“予以考量”。至于法官怎么判,我没提,你没应,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
去年采访过一位法学家,他讲自己改革开放后考大学,选择法学的原因就是“为了吃上公家饭”。时过境迁,如今再谈法律,早已是一套焕然一新甚至日渐精致的话语系统。
这是进步之处,但切莫成另一种悲哀的开始——笔下有法,目中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