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之国（二）

    1958年，布列松的到来，受到中国同行的极大关注，他善于“抓拍”的优点，与“多抓表面现象、客观主义，及不愿听取工作汇报”的缺点，同样引起了争论。

    但，所到之处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让他了解新的建设成就，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巨大热情。大家异乎寻常地欢迎他，并为此进行精心的准备。可这一切对于他这样“已经习惯到处游走，去追寻‘客观的偶然性’”（1973年语）的摄影家来说，感觉却并不那么美妙。回国后，布列松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发表文章，道出了自己在中国拍照时的困惑，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所理想的摄影术，不适合那里的风俗习惯，而我又不能根据不同的国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我的工作。”布列松观察到，普通中国人的纽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无论对待自己的同胞，或是外国人，他们普遍含蓄、文雅，又有礼貌。他们非常谦恭，甚至有时他们的淳朴流露在一目了然的微笑中。“中国人，不论年岁大小，都非常好奇。看到就摄——这本是摄影手法中的一条规律，要想停下几分之一秒去拍摄他们，总是要失败的。很难出其不意地拍摄他们的照片，特别是我自己很快地忘记了一个细节：我那张白人的面孔。”

    当布列松试图“跑着拍摄”时，一旁照料他的于姓工作人员总是不忘好心地提醒：“你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慢一些吧，像我们一样！有时，尽管你最后一个动身，总会第一个到达。”

    在1958年，也就是新生政权即将迎来成立十周年之际，布列松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仍然强烈地存在着，但并不是没有彻底改变：与时间赛跑，这种攫住6亿人的劳动狂热，都不再是传统范畴的东西了。

    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布列松与首都摄影界人士座谈。他已来京一个月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各方信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同行，甚至挑剔，自以为是，且热情高涨的同行们，布列松该说些什么呢？此时，他通过公开出版物，看到了大量中国摄影记者、宣传工作者拍摄的照片，他坦承：有些很好，但有些却不喜欢。他列举了最为典型的例子：

    “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扑扑，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劳动是紧张的，到了休息的时候自然就是轻松的。”

    这些话，中国同行们并不难理解，两个宣称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在具体拍照方式上并不是不可交流。布列松像个教书先生一般道出拍照的常识，甚至人生经验来：生活不是在摄影棚内，而是现实的东西；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于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东西是经过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能根据公式来拍照。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说，用不着尝，只要闻就可知道菜里有没有辣椒：“安排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使你安排的好，人们也会察觉的。”

    这个时候，布列松只谈照片，但他回国后所写文章中的观点，却不是他那些中国同行，包括彼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了。

    “毛胜利后的第十年，两个中国还在并肩行进着：昨日的中国以三千年的老工具和方法存在着，而明天的中国有一部分已去征服了。为中国服务的，有6亿人口的劳动力，有唯一的口号：‘大跃进’，还有一个唯一的日子：明天。”

    1958年来华，布列松总计待了4个月时间。回国以后，他陆续发表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并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等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1959年1月，这家杂志抢得头筹，以“红色中国在前进中，男女老少都参加大跃进”为题，报道了布列松的中国之行。

    “布列松以其著名的理解力，揭示了中国人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组织化生活方式中，所有的反应和生活。”正是因这种“理解力”，布列松看到了“在中国，对内使用的宣传是一个节拍器，这个节拍器是用音乐、广播和墙上的口号来使人们内心跳动合乎节奏的。至于参观访问的人，他们是习惯用自己的眼睛的。”

    客人回去后的种种表现，很快被中方掌握，并且反馈到了中国摄影家学会当初接待、并对其心怀期待的领导人那里。1959年5月19日，学会在京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布列松的‘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手法”。此时，那些当初听布列松课的摄影家群情激昂，一致声讨他“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至于布列松宣扬的摄影方法，此时，同行们重新认定为：不光彩的偷拍，抓取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本质，不愿意做调查研究。而这一切又都是他的“资产阶级口味”决定的。

    记录显示，那天的研讨会“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