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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创业的过程比作愚公移山，那么创业者面前的首座大山——注册资本的限制，正在被移走。
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对于创业者而言，尤其是最为活跃的青年创业群体，这些措施让“开公司”变得更加容易。有专家指出，政策更多显示的是“向市场放权”的改革思路。还有业界人士表示，在为这项“新政”兴奋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改革注册资本限制的政策与现行《公司法》还有相冲突的地方，好政策要真正落实，还需要对法律进行适当调整。
创业青年可以再大胆往前走
跟许多有创业想法的同学一样，大三学生毛宁刚一听说打破注册资本限制的新闻，第一印象就是“好事”——这会是一项对自己今后创业有益的改革。
官方透露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五方面：一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二是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三是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序的原则，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四是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向社会公布，提高企业“失信成本”。五是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低开办公司成本。
“大学生的创意比较多，这会激发更多人去创业。”毛宁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又多了一项优惠政策。毛宁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在大二时，他就参加了两个创业大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一是学校商学院举办的“管理之星”创业大赛，毛宁与团队成员一路杀进决赛并拔得头筹；其二是校际的“创意之星”比赛，面对100多支校内外队伍，毛宁和他的搭档们闯进15强，最终斩获第8名，拿到了5000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比赛中，毛宁团队的创业计划是设计了一个在线销售创意家具的网站。他们给网站起名叫“蜗牛网”，专门打造适合“蜗居”的家具。
现在，毛宁还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经过一年创业导师的培训，学员提交一份详细的创业计划书，最终在20~25支队伍中选出3个可行性强的计划，在学校的文化科技园中正式运作，付诸实践。
毛宁以前觉得创业是件“高不可攀”的事情，但听了创业导师的讲座以后，他愈发感觉到创业并非难事，甚至只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我想要开一个公司，有好的想法就去申请，去试一试，不管最终的结果”。
“我们有同学拿到校友的投资开了公司，你突然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同学是老板了。”如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对于毛宁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开公司变得更加简单，“完全可以当成是学校的作业，只要你想做、喜欢做就够了”。
与毛宁一样，刚刚工作不到一年的江昭（化名）也想创业，目前在电视台供职的她想创办一家传媒类公司，但自己的想法还不太成熟，又缺乏团队和人脉资源的支持，江昭有点着急：“现在创业政策这么好，恨不得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和能力，趁着国家强劲的支持氛围赶快搞起来。”
“以前听说在美国注册公司挺容易的，以后也许我们也能享受到这种便利了。”江昭也想学在车库中创业的乔布斯和在大学宿舍中创业的扎克伯格。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只需一个星期；而目前在国内注册一家公司所耗的时间极有可能超过1个月。
“向市场放权”的改革再进一步
江昭对打破注册资本限制的举措表示支持，但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开公司不仅要‘创’，还得‘守’，虽然注册一个公司很容易，但今后公司的运行同样要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等问题，目前可能更需要政策帮助小微企业长期发展下去。”
江昭讲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创业故事。“有个同学注册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搞电子商务，是一家以最低价竞拍为特色的网站。但面对高租金和员工每月的工资压力，公司支撑了半年就难以为继了，据说投了几百万元都没赚回来”。
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蒋大兴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要创业的年轻人即使不再面临3万元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也仍要面对公司运营所需的大笔资金负担，“与运营成本相比，有限责任公司的3万元注册资本门槛算不上什么问题，更何况这3万元还可以分期缴纳。”蒋大兴认为，政策实施后注册公司数量会有所增加，但“政策更多的是政府在显示‘向市场放权’的改革思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
“做企业就像养孩子，生下来是一回事，长大成人是另一回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最严格的管制不是注册难，而是融资难、贷不到款，经营难以持续。公司成立之后面临的严苛的金融管制是更紧迫的大问题。”蒋大兴说。
作为一家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的业务经理，赵利岩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企业跟你合作靠什么来考察你，还是看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仍是写在营业执照里的。”但赵利岩也肯定了“新政”对于小公司的扶持，“对于那些自己想做点东西，不需要做大的买卖来说是个好事。但你要想做大，跟别人签合约招标，一块钱注册资本跟一千万注册资本较量，可能成功吗？”
北京大学企业与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甘培忠教授说，“在400多年的公司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认缴制度，将来怎么去定位，如何去考察认缴到底有没有缴，这些是新的问题。比较有实力的公司说自己的资本是几千万元，都是真实缴付过的，跟实缴资本一分钱没缴的公司并立，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甘培忠认为，“注册资本有时候不能证明公司资本的实力，或者净资产的含量，如果是虚假出资，出资不到位的话，还可以有债权人去法院起诉，让公司把出逃的东西补回来，用这样的一系列方式来实现债权人的利益平衡。”为此，他认为“新政”还应考虑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王冬生认为“新政”对财税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是转让股权的时候，股权转让所得怎么算？在之前，比如实收资本100万，股权的成本就是100万，转让的时候卖了120万，股权转让所得就是120万减去100万，这20万是要缴纳所得税的。现在实行认缴制，假如转让的时候卖了120万，认缴的话减去多少股权成本呢，又如何测算所得税呢？”
关于先前媒体报道的“新政”使“验资产业链崩溃”，影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王冬生则并未表示出过分的担忧。“开公司必须有本钱，注册资本说到底就是本钱，公司说出资多少，是否真的到账，需要第三方机构来认证，投资者不能把钱抽回去。‘新政’实施以后，验资报告就没必要再出了，会计师事务所会少了这块业务”。
但王冬生明确表示验资业务在会计师事务所主营业务中，占比很小，“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任务是做审计，一个公司验资就验一次，做审计每天都在审。验资的收入非常少，一般完成一单业务的收入也就两三千元，即使是小型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业务也不会超过总体业务的10%，基本没有依靠验资生存的企业。”
政策离实施还有多远
10月28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登记大厅内，值班科长宋军英告诉记者，她是从新闻中得知“新政”的。“取消注册登记最低资本限额涉及法规变动。现在上级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我们也没接到通知。所以现在过来注册公司的话，最低注册资本还是3万元，首次出资额比重也要依照现行规定执行”。
在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同样表示“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暂时还在执行以前的规定。”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新政”实施的具体时间，“下个月你再过来问问吧。”
目前，“新政”若要实施，的确需要法律的配合。
按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为人民币3万元、500万元，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两年内缴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万元，必须一次缴足。
多位法律专家都向记者表示，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方案与现行《公司法》存在冲突。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朱慈蕴表示，在全国人大修改《公司法》之前，必须按照现行的法律执行，这事关法律和立法机构的尊严。
甘培忠和蒋大兴也同意这一观点，“如果国务院希望推行这一改革，应先将这一设想作为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办向全国人大提出，进入立法机构修法程序，这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注册资本的法律不止《公司法》一部，其他法律如《银行法》也有大量条款与注册资本相关，如果《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的规定发生变化，必然牵扯相关法律的大幅调整，修法成本很高。”蒋大兴说。
蒋大兴说，“国外宽松的准入登记制度，是建立在信用管理体系成熟、‘事后处置’行之有效的基础之上的；目前国内信用环境糟糕，在缺乏完备的失信惩戒机制的情况下，取消‘事前审批’，可能有风险。”
“权力放掉后，必须有新的规范建立起来，不能一放了之。”蒋大兴说。
本报北京10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