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1∶68

    接待的新疆朋友不赞成他来，对他伸出了三个手指：“你来，有三大障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刘勇听了，沉默片刻后回答道：“你错了，我们至少有三个相同：都有残疾、都有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决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

    新疆喀什碧蓝的天空下，有一排简易的砖红色平房。貌不惊人，却有一种“魔力”。

    这里是一家公司，里头的人却被称为“学员”。

    夏日夜晚，学员们经常架起音响，在院子里欢快地舞蹈，附近的老人孩子也都纷纷加入行列，宛如一个大家庭。其中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身影，他们是68名维吾尔族残疾青年。

    支撑这一切的，却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汉族残疾人，刘勇。

    “儿子，你可以活了！”

    两根钢筋、32根钢丝、一根弹簧，在刘勇的身体里已经30年了。

    “在我小的时候，我便为自己的生命下了定论，我永远也不会结婚，永远不会有工作，永远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然而如今，说出这番话的刘勇，是残友集团的董事长，也有幸福的家庭。

    鸡胸驼背、貌不寻常的他，并不讳言身体的缺憾：“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军人父亲走南闯北。在宁夏时，我不小心摔到地窖里，导致脊柱粉碎性骨折。”    

    1983年冬天，听说北京有专家可以治刘勇的病，母亲立即带着11岁的他来到了北京。然而，人生地不熟，他们四处求医，十分艰苦。他深深记得，“那年天特别的冷，因为钱不够，我和母亲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一个晚上”。

    当时医生诊断后说，刘勇属于脊椎变形，需要两根骨头支持。因此，母亲偷偷和医生商量，要把自己的两根脚骨放到孩子身上。他得知后，坚决反对：“如果要是这样，我宁愿不做这个手术！” 

    他心想：自己已经拖累了母亲，怎么能再让母亲为自己受任何伤。后来他和医生沟通后的方案，是从自己身上取出两根肋骨补到脊柱上，用钢筋固定住。

    然而，作为该病的国内第一例患者，手术失败了。从此，钢筋就一直留在了刘勇的身体里。不久后，回到学校，他不小心被同学推倒在地，有一部分钢筋穿破背脊戳出体外，他没有吭一声，也没和家人说。直到两个星期后，母亲发现他背后有很多血，他才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进行了两次修补手术，身体全靠体内的钢架支撑。

    连续3次手术的失败，给了他巨大的打击。“我一直以为手术后能像其他小伙伴一样，能健康地在路上奔跑，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 

    即使如此，刘勇仍没有自暴自弃，“我从小到大都不服输”。

    由于看病时间过长，耽误了学业，他没上完初中就回家了。父母是普通的上班族，为刘勇看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生活并不宽裕。

    1999年，深圳兴起了路边卖报亭。得知消息后，27岁的刘勇也试着去申请，“我不想再让家里养我，希望可以自食其力”。

    那天深圳的天很灰，下着阴冷的小雨，面试的队伍长长地排到街尾，他没有坐轮椅，他想证明自己的身体可以“自由活动”。

    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轮到了刘勇。他对负责人说：“你好，给我一份表格好吗？虽然我是个残疾人，但也希望可以自食其力。”但对方很严肃地拒绝了他：“你站在路中间，会影响市容，你知道吗？你走吧！”

    这次遭遇让刘勇伤心至极。他发誓：“除非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在谷底走下去，但只要老天眷顾我，给我一个机会，哪怕就只有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

    后来，经残联介绍，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做艺术品加工。“第一次发工资时，我特别高兴，虽然只有90块钱。”

    那天，他“飞快”地走上楼，打开门见到父母后，把这90块钱递给他们。母亲一看，就哭了，抱着他说：“儿子，你可以活了！”听到母亲这样说，他也哭了。

    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被他这样淡淡描述：“我热爱生命，但总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让你不知道能否支撑下去，就像生命中经历风浪，你不知道风浪会持续多久。”

    “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

    “刘总啊，你就当在喀什旅游一趟吧，玩好了就回去，维吾尔残疾青年一个也不会来你们公司的。”

    刘勇第一次来到新疆喀什时，这是他面临的第一个回答。这时的他，已经不是挣扎在底层的残疾青年，而是一个成功的网络创业者。

    一般人很少把“董事长”和“残疾人”两个词摆在一起，而刘勇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1999年，他认识了残友郑卫宁，也是他现在的创业合作伙伴。两个人经历相似，更有相同的“不服输劲儿”。

    那时正值互联网兴起之际，许多网络创业的成功故事启发了他们。很快，他们又找到三位志同道合的残疾人兄弟，每天一起学习16个小时，创建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在大家的努力下，2000年，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便被评为世界上点击率最高的福利网站。”刘勇自豪地说，“我们的点击率比美国退伍大兵的网站还要高。”

    网站的知名度，让很多残友慕名来找工作，刘勇照单全收。2005年，他们注册了成立了第一家个体企业——深圳市福田区残友网社，仅用了两块钱。

    2007年，他们成立了第二家公司，深圳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喀什残友“社会企业”独特的运作模式也就是在这一年探索出来的，即基金会、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三位一体”。

    企业90%的股份由基金会拥有，基金会将企业每年90%的利润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再将这些钱用回到残友的32家分公司里去，主要用于为公司残疾人员工提供后勤保障，覆盖所有人的吃、住、行。通过这样的关联设置，残友实现了对残疾人雇员可持续的全面支持。

    巧合的是，刘勇告诉记者，他们后来发现，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企业运作模式，与英国社会企业的模式极为相似，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逐渐，残友事业越做大，涉及软件、动漫、文化设计、系统集成、呼叫中心、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组装与精工制造、培训咨询等多个领域，有3700多名员工。

    当时，事业走向成熟的刘勇还不知道，在遥远的新疆喀什，有不少像玛依拉这样的残疾年轻人。

    25岁的玛依拉，是个要强的姑娘。因为先天性肢体残疾一级，她永远只能坐在轮椅上。

    生活不能自理的她，无法上正常学校，家里也没人期望她能认字。但不可思议的是，她靠自学掌握了普通话的听说读写。

    自从弟弟小学二年级开始，8岁的玛依拉就开始抄写弟弟的语文书。她拣弟弟快用完的、很短的铅笔，写在当时每本5毛钱的田格本上。由于完全不懂字意，也没人教，她写得很慢，一周写一页田格纸。

    “二到六年级的语文书，我全都抄写过。每次写满一页，我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就这样，5年里她写了十六七本。

    普通话，她是对着电视练会的。

    父母在家只说维语，而个性要强的她，不愿和别人说普通话。只有等大家都睡着了，她才很小声地试着用普通话数数：“一、二、三、四……”刚开始她只会从一数到十，慢慢地，她可以从一一直数到一百，这也成了玛依拉每晚睡前必做的“功课”。

    偶尔她坐在院子里，有汉族男孩会和她说一两句，那时，她会回答他们一两句普通话。

    随着年龄增加，到了11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听懂电视机里的普通话了。于是，每次看电视，她就“使劲儿”盯着屏幕下方的字幕看，有些字反复出现，她就连蒙带猜。

    “上、下、中、日、月、年”，玛依拉还能记起她认识的第一批字。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或者出国留学，整天都特别忙碌。”玛依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有一次，玛依拉因为想上学，还在家里闹过一次。当她看到弟弟、妹妹每天背着书包上下学，她哭着对妈妈说：“我也想上学，我也想背书包……”

    母亲看到玛依拉这样，也哭了。从此之后，这个小女孩再也没有提过“上学”，只把这个梦想默默地藏在心里。

    当渐渐感到自己的梦想无法实现，她很迷茫：“每天就是在家，看电视、吃饭、睡觉，像一个躯壳一样，根本没有人生的目标。”

    这时候，正值2011年的深圳掀起了企业援疆大潮。刘勇横跨半个中国，自愿来到了新疆喀什。

    接待的新疆朋友不赞成他来，对他伸出了三个手指：“你来，有三大障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

    刘勇听了，沉默片刻后回答道：“你错了，我们至少有三个相同：都有残疾、都有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决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

    在喀什和深圳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喀什残友公司在2012年6月28日挂牌成立，至今已经解决了68名维吾尔族残疾青年的就业，并获得“喀什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基地”称号。

    改变“玛依拉”们

    刚来到喀什的时候，这个“残疾人军团”也打不开局面。

    为了说服残友加入，刘勇开始颠簸在泥路上，挨家挨户家访。他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和残疾青年共勉：“只要你想成功，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家访时，他发现，无论家境贫富，每个维族残疾人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我离世以后，孩子怎么办？”

    这样的神情，刘勇太熟悉了。“每逢此时，我心底总会有一种感觉，仿佛坐在面前的，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不厌其烦，一遍一遍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残疾人家庭，让他们相信，孩子们将来总有活出尊严的一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很多维吾尔族老人诚挚地看着他说：“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到目前，残友集团已累计捐款近千万元，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残疾人进行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培训。

    “我们虽然身体残疾，但事业不能残疾，更需要坐得住、坐得稳。”刘勇说，“人机对话，更适合他们的发挥。互联网时代，残疾人不再成为社会的负担和累赘，反而成为了优势人力资源”。

    在这第一批学员里，就有沉默、要强的玛依拉。她在好友的推荐下，瞒着父母，自己转动轮椅，只身来到了喀什残友公司。

    喀什残友公司为残友们安装了很多便利设施，如扶手、轮椅通道等，之前生活无法自理的她，第一次开始能够独立生活。 

    但在班上，她一直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缺陷，极度内向，不愿与人交流。

    “我们是第一批学员，当时有媒体来报道照相时，我一直躲在厕所，直到最后集体合照时，我也没有出来”，玛依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个月，我基本没有和别人说什么话，只是上课、下课。”

    刘勇对此有什么办法呢？

    两个月后，由于她的普通话水平较高，刘勇请她去做课程和会议翻译。第一次，她感到了自己的价值，生活也变得忙碌起来。

    “我当时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因为有稳定的工作，我才有自己的价值。不管工资多少，起码我的一天没白活！”玛依拉说。

    现在，玛依拉在喀什残友公司做行政工作。对写文书、通知、以及残友的资料统计，她已驾轻就熟。

    逐渐地，她也能够放开多年的心结，正视自己的残疾。“我以前特别憎恨自己，憎恨到希望自己快点死，我觉得我就是个烂包袱。”玛依拉这样告诉记者，“而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每天有事情做，还能赚钱，我为自己自豪。”

    提到残友公司、提到“勇哥”，她双眼泛红，只是一直说：“谢谢勇哥，真的。”

    刘勇的新难题

    刘勇认为，残疾人不一定就是“苦哈哈”、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所成立的残友公司不做那些低端产业，“像糊纸盒信封之类的低附加值的工作，我们不做，要做就做高附加值的”。

    让残疾人依托高科技强势就业，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他们公司长期以来的理念。

    “喀什残友是一家社会性企业，但又总被人误以为是一所残疾就业培训学校。”刘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因为喀什残友并不是以岗位来招人，而是把人招来后培养成才，再根据其所学所长，设定适合他们的岗位。残友这样的社会企业，最宝贵的就是人。”

    现在，这个远道而来的深圳小个子，成了维族年轻人的“勇哥”。学员们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周末也不愿意回去。

    2013年，刘勇个人获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奋斗改变命运”先进模范人物称号、第七届“中华慈善奖”。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残疾人的扶助模式已经一帆风顺。

    刘勇坦承，他们对残疾人的人才培养虽然小有成效，但尚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僧多粥少。

    “喀什地区的市场需求很小，高科技人才培养出来之后，没有用武之地”，这让他最近很头疼。

    因此，他向社会呼吁，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应该是“一个接力赛”。“我们在培养人才环节做了工作，政府和其他商家应该继续助力，扩大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承担起对残疾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