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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经营的《哈佛深红报》对2017届哈佛新生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非官方”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的背景、行为以及意愿，共回收了1311份问卷（覆盖了该届新生的近80%）。现撷选出部分调查亮点如下：
“81%的被调查新生表示，他们就读的是自己的首选大学。新生们平均申请了6.57所大学，并被4.68所大学录取。”
“半数以上的哈佛新生来自家庭年收入1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相比之下，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仅为约5万美元。”
“称自己来自乡村的新生中，有86%将获得经济资助。相比而言，仅54%来自城市的新生和56%来自城郊的新生说自己将获得经济资助。”
“10%的被调查新生承认自己曾在考试中作过弊，17%的人承认自己曾在论文或课后大作业（Take-home Assignment）中有过舞弊行为。还有更高比例——42%的人承认曾在做家庭作业或习题时‘做过手脚’。”
“82%的人认为最大的压力源于自己。只有8%的人将父母视为最大的压力来源。不过，并非每个人都那么不轻松——7%的被调查者称，他们毫无压力。”
“48%的男性新生期望大学毕业第一年能挣7万美元以上，而仅有28%的女性新生预计自己可以达到7万美元以上。”
这种“非官方”、不那么严谨的调查，往往“很有料”，也能让大学管理者们从中大致了解其学生群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哈佛也许并非某些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名”，影响他们作出选择的因素中，包括不同的环境、大学所在地，或其他举足轻重的特质。调查显示，这些学生并不单单基于大学声誉便作出了首选决定。同时，它并不表示，那19%不把哈佛当“第一选择”的学生在这儿就会过得不开心、对学校不满意。
哈佛以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多样性为广告，然而，当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收入在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时，也就谈不上什么“多样性”“多元化”了。哈佛学子中，中上层阶级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大部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被贫穷的阴霾笼罩过。但我们不要忘了，许多移民家庭，如我自己家里，在父母留美读研期间便经历长达数年的“伪上流阶级”的穷酸生活，年收入12.5万美元是长时期努力的结果。
尽管来自乡村地区的学生整体而言，更趋于有接受经济资助的需求，但我肯定，最大的经济资助“礼包”会有相当部分给到了城里的孩子。一些来自城市贫民区的哈佛同泽，家里所拥有的便极其有限。仅仅是“住在城里”这一条，并不说明你家就有上大学的财力。中国大城市中，流动务工人员的孩子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至于调查显示的学生作弊与高期望，这二者之间也有关联。当你给自己许多压力时，你可能会不顾一切、不计手段地想要成功。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投机取巧，或者说作弊。对此，我无法苟同，但也能够理解在何种情况下会伴随着压力而产生此类作弊行为。心理健康在哈佛是严重的问题。哈佛与其他大学应该提供的，是缓解这种压力的宣泄口。尽管大学不应对此负全责，但有义务去创建一个支持体系并向学生提供帮助。
关于男女性之间的薪资“鸿沟”，此前便有研究显示，男性更趋于过高估计他们应得的薪资水平，不管他们值不值那个价码。另一方面，女性则对自己的成就谦逊多了，在谋求报酬时也比较低调。调查所揭示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在高等教育的顶层，对男女的区别看待依然存在。哈佛女性，正如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大学的女性一样，还需要被赋予更大的权利。大学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如针对歧视的开放性对话，相对平衡的教职员工性别比例，关于鼓励男性认同女性以及鼓励女性赋予自己更多信心的工作坊。
最重要的是，学生特征与期望方面的显著变化，能够帮助大学管理者找准本校的系统性问题，更好地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有利于其适应的环境。但说到底，新生们并不只是一串数据，而是一群不能被简单粗暴化为数字的鲜活个体。大学的管理者们、教师们、家长们，以及“围观群众”，都需要认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从一个独特的环境中走来，有着与众不同的心理脾性。
（作者是麦可思教育咨询专家）
王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