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逐梦

    今天，“成都高新号”再次扬帆破浪，开启三次创业的新航程。

    “回顾成都高新区20多年的发展历程，创业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内核，创新始终是高新区发展的主线。”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超总结道。

    一次创业——逼出来的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站在时代高点的伟人的推动下，成都市和成都高新区的领导打破头脑中旧的条条框框，敢为人先，敢为人新，成立了全国高新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建立“体制新区”，促进了经济腾飞。

    “比特区还特，就叫倍特”

    “整！”（成都话，“干”的意思）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学果一听可以募集资金，兴奋地站了起来。

    那段时间，张学果一直在为资金问题头痛。

    1990年4月，时任成都市体改委主任的张学果被市领导找去谈话，要他到新成立的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担任管委会主任。除划给2．5平方公里的地等待他去开发外，给他的开办费只有40万元。

    他在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2号的成都市节能中心租了7间房，挂上了“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牌子。2013年10月18日，年过七旬的张学果向记者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创业岁月，不禁潸然泪下。

    对张学果来说，苦一点没什么，他最发愁的是钱从哪里来。银行，他找了，获得了2000万元贷款；债券，也发了，发行了2000万元债券。“但4000万元办不成什么事。开发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亿元。”

    张学果找到市长要钱，市长问他要多少，他说“起码一千万”。“我要是有一千万，我还要你张学果？我不如自己去！”时任成都市市长不答应。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高新区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上，宣读了邓小平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10个字让无数困在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兴奋不已。

    “此后不久，科技部来了3名年轻人搞调研，我请他们就资金问题出出主意。思想碰撞来碰撞去，碰撞出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张学果回忆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席卷全国。很快，时任成都市委书记就到成都高新区传达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这次讲话催生了加快成都高新区发展的〔1992〕7号文件出台，也正是在1992年，思想得到大大解放、头脑灵活的张学果决定定向募集资金，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一名办事员用三种颜色设计了100股、1000股、1万股三种股权证。股权证是在西安印钞厂印制的，由武警随机押运股权证到成都。那几天，人民南路热闹极了。5天之内募集资金1．1亿元。

    “给公司取一个名字吧，谁想出来，就奖励谁。”说着，张学果从口袋里掏出100元。

    “科力公司”、“科霸公司”……员工们纷纷提议，张学果摇了摇头。“比特区还特，就叫倍特吧！”最后，张学果自己给新公司取了一个名字。

    1992年11月，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

    “路是逼出来的。”张学果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

    “我在成都市有多大的权力，你张学果在高新区就有多大的权力”

    “管委会？你凭啥批评我？”成都高新区所在行政区的一名乡干部曾这样顶撞张学果。

    1996年以前，成都高新区的拆迁工作委托行政区做，基础设施建设由成都市建委承担，体制不顺，增加了工作难度，徒增了许多烦恼。

    有一名村主任对张学果说：“张主任，你搞一站式服务，可我这里还有一站。”

    张学果至今还感叹：“办开发区难，在内地办开发区更难，在内地办高新区尤其难。”

    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当时成都高新区规划2．5平方公里，成都市的一些领导认为5到10年能建设开发完就不错了，没料到仅仅4年后，企业想进来已经没空间了，区域功能也是不完善的，成都市委、市政府感到成都高新区必须扩展了。

    当时，市委、市政府组织三个考察组，由主要领导带队，分别到华东、华南考察。看到部分南方园区的“大手笔”，大家感到震动，感觉成都高新区“太小气”。不久，成都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区建设和发展。

    “成委发〔1996〕17号文件给成都高新区强有力的政策扶持，该给的政策给够了。”张学果回忆说，当时市领导对他说，“我在成都市有多大权力，你张学果在高新区就有多大权力。”

    根据该文件，成都高新区的面积从2．5平方公里一下扩展到47平方公里。体制上，由省市共建、以市为主，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合署办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授权，行使市级管理权限，全面管理成都高新区的党务、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从1996年起，市级财政不从成都高新区另外集中收入，所有收益全部留给成都高新区。简而言之，就是“钱不拿走一分，市级权限全给”。

    1996年下半年，中编办召集所有高新区在成都开会，就高新区的体制问题进行探讨，与会代表对成都高新区的体制给予充分肯定。当时成都高新区是“小机构，大服务”，内设机构只有一办十局，80名行政编制。

    当时从市教委到成都高新区组建社会事业局的罗炽星回忆说，当时该局承担的职能相当于其他行政区教育、计生、民政、司法、文化、旅游、广电等18个部门的职能。开始只有7个人，后来发展到10多个人。

    当时成都高新区处于城乡接合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白纸。“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寻找新路”。1996年，他们冲破种种阻力，率先剥离厂办子弟学校，引进和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这种体制对高新区实现腾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00年，成都高新区的财政收入是1996年的10倍，达到10个亿。

    二次创业——发展的抉择

    一次创业解决了成都高新区的生存问题，然而地处西部的成都高新区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高新区更多的只是在做科技成果转化。但高新人敢于否定自己，随着时代的变化，招商引资开始与科技创新一道成为发展的重点。

    抢抓全球和国内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实施科技创新与招商引资“双轮驱动”，这是成都高新区给出的答案。从2001年到2010年二次创业的十年间，成都高新区既培育了成都地奥、奥泰医疗这样的国内高新行业领军企业，也吸引了诸如英特尔、戴尔这样的世界级企业，打造了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区域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跃上新的台阶，成功进入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方阵。

    成都高新区是企业的根

    “都是他们找我多，我很少找他们”。虽然成都地奥集团几乎是与成都高新区同步成长，但地奥集团董事长、总裁李伯刚几乎没怎么跑过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的办公大楼。

    1982年，时任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的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我国独有的一种高山植物含有甾体皂苷，这类甾体皂苷对于扩张冠状动脉、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和降血脂有很强的作用。

    这一发现让李伯刚兴奋不已：如果把其中含有的甾体皂苷纯化，分离出来制成药品，该有多好！

    但此事并不容易，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日、英等国家便投巨资进行攻关，均以失败告终。然而，李伯刚带领的课题组经过5年艰苦攻关，一种以甾体皂苷精制而成的纯中药制剂“地奥心血康”诞生了。

    成果通过鉴定后，还荣获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如果成果能够转化为工业化生产，“地奥心血康”的价格会很便宜，给患者带来实惠。当时，李伯刚拿着资料骑着自行车到处叫卖自己的成果。

    令李伯刚感到意外的是，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居然引不起企业家的兴趣，最“慷慨”的一位老板只愿给20万元转让费。

    倾注自己全部心血和智慧的科研成果难道就此尘封在实验室？坚毅的李伯刚没有向命运低头。1988年，他和6名同事贷款50万元，租用院内一个旧图书馆100多平方米的场地，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旅。

    在研制“地奥心血康”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7位科研人员从事科学实验4000多次，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完成小样研究之后，课题组全体移师广汉进行中间试验，寝室就是铺满谷草的两间库房，一间男同志住，一间女同志住。就这样，广汉大战50天，取得了重要的试验数据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解决了“地奥心血康”工业化生产难题。

    当张学果1991年找到李伯刚时，看到的是极其简陋的生产条件，工人在手工压原料。他介绍了成都高新区优惠的政策，表示将大力扶持，李伯刚随即进入成都高新区创业。

    如今，这家拥有20多家下属企业和控股企业，近1万名员工的企业已经成为成都高新区的一张名片。2012年，地奥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1亿多元，入库税金3．8亿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伯刚说，企业做大了，拉他们走的人很多，但他们坚持留在高新区，因为“成都高新区是企业的根”。

    “印度人能做到，中国人怎么做不到？谁做？成都高新区”

    全球IT产业的版图中，芯片制造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最为突出，集成电路产业被誉为“黄金产业”。

    2001年前，集成电路产业在成都没有任何产业基础，成都高新区又地处欠发达地区，在这方面缺乏优势。当成都提出要大力发展这一产业时，业内不少人都心存疑虑。但成都高新人没有安于现状，“印度人能做到，中国人怎么做不到？谁做？成都高新区做。”时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现任主任）韩春林发出了铮铮誓言。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当时，国际制造业正在向综合成本较低、利润空间较大、市场前景较好的区域转移。中国成为承接这一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地区之一。成都高新区正在实施“二次创业”，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将城西约22．5平方公里的区域纳入成都高新区管理范围，并进一步落实了相关扶持政策，其比较优势日益凸显。

    2003年8月，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英特尔公司宣布在成都高新西区建立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工厂。这是成都苦苦追求的结果。

    据时任成都市外经贸局副局长、英特尔项目办公室主任王琳回忆，2001年，英特尔启动了在亚太地区的选址计划，第一轮在中国选了12个城市，成都出局。但成都没有放弃，经过不懈的努力，2002年，成都重被列入候选城市。

    继英特尔之后，友尼森、德州仪器等芯片封装测试企业相继在成都高新区落户，带动了IC设计和相关配套企业的聚集和发展。微软、爱立信、EMC等国际知名企业研发中心相继进入，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研发人才向成都高新区聚集，使成都成为中国最大的通讯产品嵌入式软件研发基地之一。

    体制创新无止境。2008年，成都高新区再次优化了政务服务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设立企业方面，原有的7个审批环节被缩减到4个，原来需要5至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审批缩减到50分钟；项目报建方面，原先需要6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现在只要17个工作日。而企业要做的，只是把“材料递交到一个窗口而已”。

    2008年以来，抓住全球IT重新布局的历史机遇，成都高新区成功引进戴尔、联想等IT巨头，电子终端制造迅速发展，成为成都高新区的又一产业集群。让成都终于彻底告别IT产业“缺芯少魂没面子”的时代。

    “这是成都IT产业发展的特点，我们不是完全在一张白纸上画图，从最近10年的IT产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们是在已经有了一定产业基础上的‘立体构建’，是以一个城市群、一个产业带的模式带动了全省电子信息产业的换代升级。”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分析。

    如今，成都高新区的招商引资能力早已今非昔比，仅2012年，成都高新区就引进重大项目44个，总投资391亿元，其中包括博世集团、德国联邦铁路、德国安联保险、施耐德公司4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目前，园区外资企业总数已超过1000家，其中世界500强及国际知名企业超过12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