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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提前把“教材”研究了好几遍，但当走进教室时，心理健康老师张林晓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她要讲解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台下坐着的，除了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还有从当地各个学校赶来听课的老师和校长。
这是济南市历下区准备在全区推行的性教育课中的一节。虽然自称“脸皮很厚”，但张林晓还是担心，在讲解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孩子们万一提出“精子是怎么进去的”这样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并没变成现实。
利用一本叫做《小威向前冲》的绘本作教材，张林晓告诉孩子们，那颗叫做“小威”的精子在一次“游泳比赛”中战胜了3亿个同伴，率先到达终点。这时，身边一个小男孩儿悄悄问这个扎着马尾辫的老师：“老师，我知道小威的同伴不是3亿个，而是50亿个！”
“我听说每分钟都产生好几亿呢！”听到提问，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生立马插了一句。
“我听说小威的同伴们会在48小时内陆续死去！”刚才提问的那个男生不甘示弱地补充。
“提到性教育，我们总觉得孩子们接受不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的往往倒是我们大人。”作为帮助济南市历下区设计性教育课程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评价说。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
就在张林晓的性教育课开讲前，当方刚把这个话题在一次培训中带给当地的200多名班主任时，“大人的问题”在培训现场被清楚地展现出来。
在从10月25日开始的持续两天半的培训中，这位性社会学博士毫不避讳地向班主任们解释，为何在向学生展示异性的身体图片时，不要笼统地使用“生殖器官”，而要准确地使用“阴道”、“阴茎”等“性器官的名称”。当提到要及时向学生讲解月经和遗精的相关知识时，这位大学教授还有板有眼地学了一段涉及这个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个企图活跃气氛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响应，台下的老师大多依然保持着低头的姿势。
“我们学校学生都特别单纯，可能不需要这些。别本来没早熟，听了以后反而早熟了。”一个小学班主任在开讲前小声表达着自己的忧虑。过了一会儿，她又扭头看了一眼同伴，试探着问：“即使讲，内容也不能太直白吧？”
一个班主任甚至直接提出自己的担忧：“要是给学生看了异性的身体图片，他不满足，再去弄其他的图片咋办？”
“关于性的东西，难道你不讲，他就不会从其他地方接触到了吗？”面对老师的担忧，方刚反问道。
从今年年初，他带领一个包括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几名中学生在内的团队，编写了一套有108个教案的《中学性教育教案库》。济南市历下区就是这套教案库选取的首个试点。
这是中国目前众多关于性教育的尝试之一。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大约5年前就和北京市教委合作，进行“中小学性教育大纲”的课题研究，目前全市共有50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而在深圳，2003年就曾编写过一部性教育的教材，负责编写这套教材的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告诉记者，目前正在筹划出版第二版。
在众多推动者中，方刚算得上是观点前卫的一个。在他的教案库中，他不仅为学生们准备了“认识身体”、“爱情观”这样的话题，还有更直接的“性，我们准备好了吗？”“是否做爱，需要沟通”，等等。甚至，他还主张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色情品、少女援交以及艳照现象。
“我可不是让孩子们去看黄片，而是让他们在了解各方面知识以后更好地做出选择。”在方刚的教案设计里，讲解色情品时，老师会展示国际社会对色情品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引导学生站在各种立场展开辩论。
“我们总说中学生不思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给他们知识，让他们成长。”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急促，“当把各种争论都了然于胸的时候，学生还会把色情品太当一回事儿吗？我觉得不会。无论看还是不看，这件事情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只有对性的神秘、好奇，才会带来问题。”面对老师们的担心，方刚几次提到。
他提到，早在2010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就显示，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22.4%曾有性行为，但其中超过半数在首次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在沈阳的一家医院里，医生甚至发现一个“梳齐耳发，满脸学生气”的16岁女孩儿，一年好几次来医院做人流手术。
面对医生做好避孕措施的提醒，这个女孩儿疑惑道：“做人流都是无痛的，没觉得伤害身体啊，这不就是避孕嘛。”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一个教初一的男老师在课间告诉记者，在他执教的班级里，甚至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女生晚上外出不归，学生中有传言“是去援交了”。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那名男老师并不知道。但他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困惑交给了培训主持人。而后面两天的培训，他把名额给了同校的一个女老师，计划让女老师以后和自己合作，一个负责给男生讲，一个给女生讲。
“我明天可以去，但必须讲吗？我不会讲啊！”这个不到40岁的男老师给记者展示了女老师回复他的短信。
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其实，对于坐在台下的老师而言，“不会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
“孩子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现在给他们讲，还不得炸了锅啊。”一个小学六年级的老师说。另一个打扮时髦的小学女老师告诉记者，虽然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频现报端，但在她所在的学校，预防性侵犯的知识并没有被单独强调，而是“和安全教育一起讲的”。在深圳，计生服务中心的陶林也发现，当三年级的小学生被问及“文具店的男老板把两个小女孩带到无人的树林中会发生什么”时，大多数给出的答案是“吵架”、“打架”、“绑架”、“杀害以后把器官卖掉”……很少有人意识到可能会被猥亵。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总课题的负责人，张玫玫理解老师们的顾虑。在大纲设计之初，她曾设想把关于异性身体的展示和讲解安排在小学五六年级，但发现上课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低着头不敢看，甚至还有人羞红了脸。于是，这门课程的开设时间被不断提前，最终发现，当面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时，这样的问题不复存在。
“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受到成人社会的影响，不会出现‘谈性色变’的情况。”张玫玫解释，“性教育不是出了问题再讲，而是越早开始越好。”
实际上，在济南，当性教育课程真正在学校开展时，人们才发现，这个至今仍然让有些成年人闻之色变的话题，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并不显得太早。
10月28日，当张林晓还在准备她的性教育课程时，另一节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性教育课程正在进行。
这节被取名为“莫名我就喜欢你”的课程，主要帮助学生处理青春期的两性关系问题。看起来，当老师要求男生女生站在台前互相拉手捏肩时，孩子们会因为羞涩而对异性同学故意加大力气，而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课程名称时，后排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还悄悄问同桌：“莫名是谁？”
但是，当老师让学生们偷偷把橡皮丢进一个写着“Yes”和“No”的信封，来表示自己是否有暗恋对象时，在这个有着45名学生的班级里，写着“Yes”的信封中收集了27块橡皮。
而据讲授这节课的老师康悦介绍，这还不是她在这个信封中收到橡皮最多的一次，最多时数量会超过30个。
“我们总觉得孩子接受不了，其实不是孩子有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理有问题。”当地一直进行性教育推动工作的历下区心理教研员马莉告诉记者。
在方刚的培训课堂上，为了打消老师们对孩子接受不了的担心，他提起了一个听起来像是笑话的例子：一个小学生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父母像大多数人一样回答，捡来的。后来，小孩偷偷写下：“我爸妈真可怜，好像好久都没做爱了。”
台下终于出现了零落的笑声。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
“感觉有很多是被派任务来的，有人打着哈欠，有人干别的，该笑的地方没人笑，该记笔记也没人记。后来我越讲越没精神。”讲完第一天的课程，方刚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实际上，这恰如性教育的现状——虽然有不少推动者在努力，但并不总能得到人们热情的响应。
从北京出发之前，方刚得到的消息是，两天半的时间里，将有超过1000名老师参加培训，那将是历下区所有中小学的班主任。但是刚下火车，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训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训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参加的轮训。
但这样的改动并没有让方刚太过介意。因为这次在济南获得区教育局支持的性教育推广，对方刚来说已是遇到过的最高级别了。在此之前，他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同样预计耗时两天左右针对老师的培训，在拖了将近两年后，最终变成了一场专题报告会。
张玫玫也告诉记者，虽然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纲设计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课题的学校实际运行情况也“相当不错”，但对于这项课题结束后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发的一纸公文，在全市范围推广，她还没有把握。“这得看领导的想法，有时候换个领导就换一种想法。”张玫玫笑了笑说。
就在2011年，当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长的脚步》的书推出时，因为里边详细讲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提到性交的过程，而被认为是“淫秽黄色作品”。为此，北京市教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这本计划当年9月份在北京定福庄二小试用的书，“并非北京市的试点教材”，“仅仅是一项性教育研究课题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试点、推广计划”。
“那只是男女搂抱在一起，关键部位还盖着被子呢，如果这种图片都不能放，那怎么跟孩子讲解什么叫性行为，什么叫强奸，性教育还怎么做？”提起这个事情，深圳市计生服务中心主任陶林有点激动。
而他负责编写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为页末附有患性病的生殖器图片，而遭到家长投诉。这本被定位为“读本”的书，初版印的两万册，用了4年时间依然没有卖完。
“性教育这个东西出错太容易了，做好太难了。”一位在北京坚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其实，如果追溯起来，“性教育”被正式提出的历史，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短。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就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而在2012年由教育部修订后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要求学校开展包括“青春期教育”在内的心理健康教育。但这并没有给性教育的尴尬境地带来多少改变。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学，中小学归各省区市教育厅管，在这个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官员或者老师愿意冒这个险，何必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开展性教育的学校，都是凭着老师的积极性，校长的责任感，体制上没有保障。”
作为其中一名“有积极性”的老师，同时担任济南历下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的马莉告诉记者，大约3年前，由于自己的孩子即将上小学五年级，她越来越感觉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并准备到上海去听一次与此有关的讲座。当她向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申请带上两名心理健康教师一起去时，却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因为领导表示，如果再找其他老师就必须由教育局出面下发公文，但“总不能把性教育直接写进公文里吧”。
“别人看见前面是条河，往往就在河这边观望，考虑是趟过去，还是坐船过去。但我不是，我看见前面有条河，脱鞋就往里走。结果发现水根本不到膝盖。”马莉如此总结她当时的状态。
而当记者问及济南的性教育推广是否会中途夭折时，这位瘦瘦的女老师没等记者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历下区不会做这种事情。”稍微缓了口气，她又补充道：“虽然我没有面对面向领导汇报过我们在进行的性教育，但所有的通知、图片，领导都会看得到。领导到现在还没找我谈，没说不行就代表行。”
本报记者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