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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晚上，中国留日学生严俊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手里接过一份感谢状。
安倍称赞他：“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对日本青年而言是优秀的模范。”
当天上午，日本天皇委托内阁正式向严俊授予“红绶褒章”和奖状，奖状上盖着极少见的日本国玺。红绶褒章是1881年实行至今的日本褒章制度中极其难得的奖章，严俊是获此嘉奖的唯一一名外国人，并且是最年轻的一名获奖者。下午，日本天皇接见了他。
短短十几个小时里，严俊在日本赢得了至高的荣誉。但在两个月前的事发当天，报道这一事迹的只有日本一家不知名电视台的寥寥数语：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从淀川救上一名9岁落水儿童。
严俊本以为 “也就这样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二天，他收到来自他打零工的便利店老板的邮件。邮件写得郑重其事：店里有紧急信息，请速来处理。原来，日本各大主流媒体记者堵在便利店外，等着采访了。
严俊是复旦大学2006级英语系毕业生，第二外语是日语。当初来到大阪，主要是为了明年春天进入大阪市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
9月16日，受台风影响，流经大阪的河流淀川遭遇了三十年一遇的大水。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名9岁日本男孩在淀川堤坝上拍摄通过铁桥的列车时失足跌落河中。
跑步路过的严俊，看到孩子落水，估摸着自己还有点儿游泳本领，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水里。当时“水流湍急，里面夹杂着树枝还有其他东西”。
直到跳进水中他才发现，自己那点儿游泳本领在急流中根本不顶用，“完全用不出力气”，几个波涛打过来，河水灌进肚子里。
他抓着落水的小孩拼命往岸边堤坝上拖拽，但是堤坝太陡，几次试图把孩子托举到岸上来都失败了。河水卷着严俊和孩子继续向下，他的力气快要耗尽了，“也吸不上气”。
事后，严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他当时脑中闪过父母的影子，“突然意识到对死亡的恐惧”。
突然间，他的手指抠到一条窄细的裂缝，他用尽全力将手指抠进去，以固定自己不受掌控的身体。指甲上端被掀开，下端陷进肉里，他终于爬上堤坝，孩子却慢慢被卷向河心处。
堤坝上已经聚了一些人。在日本的教育里，推崇“专业救援”，不提倡“舍生取义”。站在岸上的人们，有人报警；有人冲他喊“救不了了”，让他放弃；也有人找来一条绳子。
那是一条快递包装用的绳子，比较细，但让严俊看到了希望。孩子很快被冲下去三四百米，幸运的是突然被一根树枝挂住，被暂时固定住了。严俊脱掉衣服，把绳子打了个套，斜跨在身上，开始往下游跑。
这时，河水卷起小男孩翻过树枝，继续向下，慢慢已经离岸边10多米远，只有一只手露在水上，身体忽上忽下，完全听不到了呼喊声。
严俊第二次跳进淀川，当他抓住孩子的胳膊，岸上的人立即紧张地拉拽绳子，严俊“真怕他们太用力把绳子扯断了”。
最终，这个瘦弱的小男孩被成功救上岸。但他好像已经“惊呆了”，睁着眼睛，满脸苍白，说不出一句话。严俊抠混凝土裂缝的指甲受了伤，被众人拉上岸时速度太快，摔到堤坝上，背上和腿上多处擦伤。
警察和救护车赶来，大家才知道这名救了日本男孩的小伙子是一名中国人。
“我没想过成为英雄。”严俊告诉记者。
在日本生活了两年，严俊的圈子并不大。平时在大阪市一间租住屋里学习，晚上偶尔去便利店打打零工，这差不多是他在日本期间的全部生活。他周围的日本人有的比较友好，但有的日本人看到他胸前的员工标识牌知道他是中国人，就会表现得不够友善。
他不敢把救人的事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但觉得“纸里包不住火”，只是给母亲发了封邮件，告诉她因为救人把刚买的iphone5丢了。
到了第三天，在上海的母亲才反应过来，儿子就是早上日本NHK电台中提到的“救下日本落水儿童的中国青年”。
在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眼里，严俊的“热心肠”一点都没变。本科时的辅导员王薇记得，他经常帮助同学，毕业时还获得了同学们评出的“见义勇为奖”。
有媒体评价说，严俊勇救日本落水儿童的事迹，一下子成为9月16日“狂风暴雨天气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也让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有所改变。在日文的社交网站上，许多日本民众都称赞严俊“很勇敢”、“是善良友好的青年”、“感谢中国”等等。
如今严俊成了大阪市的明星。很多市民专门到他打工的小店找他，在街上不时有人认出他，向他表示敬佩。周围的同事、顾客，也改变“冷静的”面孔，对他友好了很多。
街对面的一家工厂的老板，专门找到严俊告诉他，自己曾经非常讨厌中国人，但严俊的事让他之前的想法有了彻底的转变。现在，严俊身边的一些中国朋友在与日本人讨论中日之间的事情时，经常会提到严俊，“这让话题变得更为轻松”。
9月18日，日本大阪府警察总部大淀警署应日本民众要求，为严俊颁发了感谢状。随后颁发感谢状的还有大阪市长桥下彻、高槻市长滨田刚史。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也为他颁发表彰状。
面对日本媒体的密集追访，他略带腼腆地表示：“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如果再发生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救人。”最后他不忘再加一句，“希望中日关系能因此有稍许好转。”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