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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治理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现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组织治理，也拓展到问题治理，不仅拓展到地方和国内问题的治理，还拓展到全球问题治理。治理是一门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治理是决定权力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对于加拿大的经验研究表明，公共对话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共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对于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公共对话能够提高经济运作。
社会治理是指一种导致公共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效果的治理模式。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制度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对决策的制定发生重要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导致民众基本的公共服务得不到保障，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尤其是个别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使得干群关系紧张，甚至伤害了群众的感情。缺少民众的关心和参与，不管是改革，还是民族复兴，都很难成功。
因此，如何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活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直面的问题之一。最有效的办法是：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减少权力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在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基础上，创造发展机会的公平均等，鼓励人民创业和就业，鼓励公众自我管理公共事务，最大程度地调动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
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而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面对新一轮的改革，人民群众希望知道改革的价值理念是什么。经过35年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希望看到的是富有成效，公平正义，政治清明的改革，真正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维护公平正义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之间的差距，完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使全体人民能够自由迁徙，安居乐业。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必须明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各自的责任。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规和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使各种社会活动、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社会要通过居民的参与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秩序与活力统一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要敢于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解决人民群众在社会领域中遇到的各种切身利益问题，以及感触最深、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要敢于碰社会领域中的硬骨头。
一是努力消除传统社会和文化中长期积淀、阻碍国家现代化的障碍。在现实社会中，官本位和泛行政化趋势是亟须改革的一个领域。官本位和泛行政化的触角已经遍及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甚至居民生活等领域，它使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侵蚀社会的公共生活，破坏了社会和谐与平等公正，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加大力度改革计划经济中遗留的阻碍社会和谐的因素。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机制。改善居民生活需要居民自我决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要求民主决策和自我治理的诉求就会越来越高。
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当下的改革面临的矛盾更多，更加复杂，尤其是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利益格局调整，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社会去博弈，交给社会组织去负责。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丁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