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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暑假，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三的郭海鹰和同班同学趁暑假回到家乡福建省宁德地区（现宁德市）进行社会实践。
今年暑假的一天，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郭海鹰把即将赴宁德开展社会实践的学生送到校门口，叮嘱他们：“学习真知识、发现真问题、开展真研究、提出真见解。”这支实践团队将在宁德三门桥村开展半个月的社会调查，全方位、零距离地调查民生乡情。今年暑假，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活动，161支团队的1200余名同学将深入31个省级行政区的162个村庄，访谈超过1万农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年开展此项社会调研活动。
想方设法和村民“套近乎”
“社会实践不是学生干部的福利。”宁德调研团带队老师、人大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唐杰对本报记者说。
“‘千人百村’与以往的学生社会实践不同，从‘考察’到‘调查’，摒弃了传统的学生干部组团赴外地走马观花的参观模式。村庄调研不是观光旅行，每个团队需要提交65份标准化农户访谈问卷和一份村整体情况调查，最终由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形成《中国农村民生状况报告》，向社会发布。”唐杰介绍，参与“千人百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普通同学，涵盖各年级学生，覆盖各院系。学生们结合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点，依据学校抽样的调研点自由组队，有明确的目的性。
为保证调查的规范性，学校团委给调研团队印发了《调查指导手册》，其中明确禁止“受访者自填问卷”、“在公共场所进行访谈”等。问卷提问覆盖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居住与社会关系、土地使用流转、收入与支出、公共文化服务、教育与就业服务、基层政权建设等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不少同学运用课上学习的调查方法进行的首次实战。
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楠木冲村的学生发现，对于他们这群来“调研”的陌生年轻人，村里人十分戒备。“拜访好几家人，都被硬推出来”，调研团成员、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侯江槐说。“好不容易花了20分钟让一位老人相信自己是来调研的大学生，却在进行一半时被回家的儿媳妇当作骗子赶了出来”。原来，该村曾被借“养老保险”之名诈骗的团伙光顾过。为了完成调研，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和村民套近乎。“我们把自己吃的干粮、零食都分给了孩子们，通过孩子才和村民熟悉起来”。
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不会说普通话，语言不通就成了大问题。校团委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中心安排了家乡在湖南吉首的法学院大二男生高翔担任楠木冲队领队，“我来承担翻译工作，填问卷的过程就可以顺利一点”。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约若村是个藏族村寨，绝大多数村民都不会说汉语，束手无策的调研团队只得求助当地政府。最终经过几番联系，他们成功从色达县政府“请”来一位通晓汉藏双语的干部来做翻译。
湖南楠木冲村团队住在当地一所小学里。高翔说，为了按时完成调研，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发，步行两个小时进村，至晚上六点离开。因为村里没有小卖部，他们只好自带食物和水，“但干粮时常分给村里的小孩，分完了我们自己就只好饿着肚子”。楠木冲村有四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都隔着三四十分钟的山路。“山路的一边是荆棘，一边是悬崖，中间只有一人多宽，非常难走，加上当地高温炎热，吃了不少苦头”。
相比高温，暴雨更让同学们感受到“人在囧途”。在湖北仙桃市渔泛村,由于缺少铺装路面和排水设施，同学们冒着滂沱大雨行走，鞋越走越重，走完一天的路，双脚已经被泥水浸泡得发白了。可乐观的同学们却发现，天降大雨对调查来说未必是坏事，“务农的村民都会回到家中，为了不放过访谈的好时机，雷雨简直成了冲锋号”。
“中国农村，见识你的美也目睹你的痛”
在侨乡福州市岸斗村，村里错落有致的洋房、水泥铺就的道路、路灯等齐全的公共设施，颠覆了大学生们对中国农村落后的成见。每家每户都有青壮年出国打工，村里还成立了老人协会，其乐融融，置身其中的大学生们赞叹不已：“岸斗村村民的生活状态，与印象中的农村大相径庭。”
然而，并非所有见闻都令人欣喜。目睹文化的贫瘠、观念的落后、发展与破坏的矛盾，他们也切身体会到了广大农村难以忽视的“痛”。
“我有什么好调查的？知道我穷就行了。”
楠木村一位老奶奶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余媛青这个学法律的女孩。久病虚弱的老奶奶告诉余媛青，自己的儿子在深圳打工，每次向儿子要钱时，他都“骂骂咧咧不愿意给”。但她从没有想过向已经出嫁的另一个女儿要钱。“我们很奇怪，老奶奶却自然地说‘嫁出去的女儿不算家里人，儿子才是’。”
几天的经历不断地震撼着余媛青的心，她说：“这里远离公路，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村民们背着背篓每月只能走出大山两三次，村里的小孩穿着颜色莫辨的衣服，光脚在地上跑。我宁愿相信我选中的是‘千人百村’抽样最穷的村子。”
“村主任告诉我们，因为年轻人在外打工，村里的地都是老人在种，种不动了只能荒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都和这里没有关系，因为山里耕地太分散，位置也太偏僻。”而村里领导班子在发展思路上的摇摆也给致富之路蒙上阴影。学经济学的侯江槐说：“领导班子换一次，作物就换一茬，从茶树换到油桐，又换到别的，最后还是贫困得让人揪心。”
在四川眉山市小石村，农村出现的“空心化”现象同样让调研团队震惊。“不少人家大门紧锁，整个调研过程竟看不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于是我们的访谈对象多是老年人。”同学们也因此对健全农村养老制度的紧迫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在黑龙江绥化市新升村，调研团队意识到惠民政策在基层遇到的尴尬。村里在政府资助下建立了“农家书屋”和“技能培训室”，同学们却发现这些惠民设施都被上锁已久。
在湖北的杨巷村，学生们发现40%的孩子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远不及城市，升学困难，读书也就没了动力。
“千里迢迢，了解乡情更为找寻自己”
短短几天的乡村生活，让大学生们从新的维度思考自我。
高翔觉得参加“千人百村”是自己第一次独立“走向社会”。侯江槐感叹：“一开始我想当然地劝说他们栽种茶树致富，却发现他们连购买树苗的启动资金都没有；我想劝说村民免受贫穷要少生孩子，却发现有多个男孩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条件确实要好些……看到现实，才懂得改变农村的现状绝不像论文题上的高谈阔论那样简单。”
“但每个学生只能看到一个村、一个点、一个角落，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片面的，是冰山一角。”听到学生们的感受，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费佳给出了别样的评价。
“但团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平台建设比项目策划更重要。”费佳认为，团委还应该搭建平台、建立机制，让去不同地点的不同团队能够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感受。“因此我们投入很大的精力举办多场次、高密度的实践分享会和调研报告会。这样才能在学生心中形成一个完整、立体、真实的国情画卷。”
团委还专门成立学生组织——社会实践服务中心，“让学生自己扮演联络员、管理者、辅导员的角色，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 同时，注重吸纳研究生辅导员团队，广泛发动青年教师以带队身份参与社会调研，“调动青年教师参与青年引导，一直是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难点，我认为杰出青年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远高于共青团干部。”费佳说。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认为，社会实践是青年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情、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必要条件。“‘千人百村’活动很好地融入了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很好地回应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本报记者 唐轶 实习生 李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