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天边（上）

    “我是多么急切地想出发去中国呀，甚至在动身之前，我的一部分已经踏上了把我带往祖国国境的漫长旅行了，已经游览了那个国家，而且又离开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过后，中国政府陆续邀请一批美国文化、新闻界人士访华。来华之前，苏珊·桑塔格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以时断时续的文字，书写了一篇集扎实的研究与浪漫的想象、理性的分析与情感的抒发为一体的文章：中国旅行计划。在她看来，这是一次“朝圣”之旅。

    此时的桑塔格刚到40岁，已在欧美文学界出了大名，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领域内受到广泛赞誉，作为“王牌知识分子”（《耶鲁评论》语）的雏形已然形成。她敏感而又睿智，关注现实与人性。不过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无人识得这些。

    刚记事的时候，桑塔格便萌发了此次旅行的念头。她出生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地方长大，可她的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她的父亲曾在天津经营皮草生意。1939年年初，母亲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过了好几个月才告诉她：“父亲不会回来了！”那时，她快读完一年级，班上的同学都相信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学校里，她曾谎称自己就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她也记不清，自己这第一次撒谎到底是在父亲去世前，还是去世后？不过，她为自己开脱说，能为大谎言服务，谎话就成了某种真实：“重要的是让同学们相信中国确实存在！”而有关中国的一切，并不是自己凭空杜撰的。

    桑塔格清晰地回忆起一个细节，当母亲把她叫到起居室时，她已预感将有要紧的事儿告诉她。那一天，她在锦缎沙发上不安地扭来转去，每个方向都有几尊佛像转移注意力，她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没有哭很长时间。作为一个6岁的孩子，她已经在设想如何向朋友们公布这个新消息。

    “我的悲痛像雪花飘落，撒在你冷漠的热土上。你正在吸入你自己的痛苦。”桑塔格写道。她的父亲初到中国时才16岁，母亲大约是24岁时到了中国。桑塔格曾珍藏了父亲1931年在天津乘坐人力车时拍的照片：他看上去很高兴，有些腼腆，一副漫不经心的半大小伙子模样，盯着照相机。

    父亲在天津离世这件事，给一个孩子的心灵带来了永久的伤害。即将前往中国旅行，桑塔格写出了自己内心最为柔软的情愫：

    “至今，只要电影里出现这样的镜头：一位父亲在长久的让人绝望的离别之后又回到了家里，正在拥抱孩子或孩子们，我就要流泪。”

    还有一件事。20世纪30年代，桑塔格的父母一道离开中国，乘火车回美国探望孩子。在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的铁路上走了10天，火车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停靠几个小时，母亲想下车，那是桑塔格外祖母的出生地，在母亲14岁的时候外祖母死在了洛杉矶。桑塔格的母亲想亲自触摸一下比亚韦斯托克的土地，但没有得到准许，并且受到警告：如果下车，哪怕待一分钟，也会被逮捕。

    母亲讲这些时，并没有说自己哭了，但桑塔格说看到了坐死封闭车厢内母亲的样子——她哭了！母亲始终没有原谅她妈妈的死，而自己将原谅父亲，原谅那个死在中国的父亲。与母亲在波兰的遭遇不同，桑塔格将受邀踏上“祖国”的土地。

    此次中国之行，桑塔格会去拜谒父亲的坟墓吗？“我的父亲永远年轻！”但，一切都只能在相片中了，她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母亲说也已经忘记了。父亲的一些照片都是在她出生前拍摄的，在人力车里，在骆驼背上，在小船甲板上，紫禁城围墙前；内容包括与情妇、母亲及生意合伙人的合影等。

    “永无止境的痛楚，也许，仅仅是也许，会消散在无尽的中国式微笑之中。”

    也正是在6岁这一年，母亲带着她搬了家，在自己的第一间起居室内，到处堆放的都是来自中国的东西：胖墩墩的象牙和排成队列的蔷薇石英大象，镀金木框中镶嵌着窄幅宣纸水墨字画，贪食胖佛在用粉绸绷制的大台灯罩下面一动不动。还有一尊慈悲佛是白瓷的，身材纤细。

    面对这些“殖民者的收藏物品”、“带回来的战利品”，桑塔格却想到了这些物件在那间自己未曾见过、真正的中国房子里的情形，并表达出对另外那间起居室的敬意。

    10岁那年，桑塔格在后院挖了个洞。“你想干什么？”女佣问：“挖通去中国的路吗？”

    年纪尚小的桑塔格只想找个地方坐坐，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小室、书房与坟墓。洞内东侧墙上挖出一个壁龛，放上了一支蜡烛，桑塔格坐在地上，灰尘透过木板缝隙落进嘴里。不过，她同时又幻想，自己想挖通到中国去的路，从地球的另一端蹿出，用头顶地撑起身体，或者用手倒立行走。此时，家中的中国物件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一直以为中国远在天边，至今仍是事实。”桑塔格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