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自主招生的层面上,高校同样可以自由定夺公开尺度,然而这种以高校行政力量为主导的自主招生,明显缺乏监督机制。
此间一个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界传来消息称,高考招生及录取制度有可能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监督问题引发公众担忧。
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2011年,云南一名11岁的许姓“神童”通过自主招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据《每日新报》报道,许是一名“富二代”,7岁便会开车,经常开着奥迪车上学、考试。“神童”被质疑后,包括熊丙奇在内的诸多学者曾撰文呼吁人大公开更多招生细节。
但是,人大最终仅以“招生符合程序”来回应公众质疑,没有公布该生中学学业成绩、大学笔试考查成绩、大学面试考查评价等可供监督的详细信息。
熊丙奇曾发现,很多高校的自主招生信息都非常简单,只有考生考号、姓名、性别、毕业学校等。“这样就无从进行监督。”他说,因为主导公开的还是高校行政部门,“他想公开就公开,不公开你拿他没办法”。
在他看来,真正的自主招生应该让公众参与监督和评价,行政部门的权力应受到制约,不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教育部规定高校信息公开,那么,应该公开哪些内容,这要定得更细致。不应该把公开自由的权力交给学校,因为这也是被监管的一部分。”
方流芳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类别非常复杂,有统考生、特长生、免试生、补录生、破格生、加分生,“一个招生有这么多名目,这是难以监控的。”
他认为,中国没有一个学校真正公布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一方面组织统考,但另一方面没有诚实地公布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如果把破格、补录、特长生、特招生都放在里面,每个学校的最低分数线可以拉下来许多。现在,所谓最低分数线只是统考生的录取分数,但入学途径远远不只是统考。”
“目前的自主招生实际上还是行政力量主导。自主招生应该是有学校、学生、教授、社会等多方面参与的一个选拔。”熊丙奇说,所谓自主招生,考生只是获得一定降分录取机会,最终高考时还是只能报考一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