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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乌鲁木齐市上海路社区有点忙。
社区管辖的一个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而小区业主一致反对，物业公司以成本高为由选择撤出该小区。自今年8月1日起至今，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便由社区代管。谁家的水管破了、谁家的电路坏了、谁家的暖气不热、小区内的卫生没人打扫……这所有的一切都得由社区的工作人来修理、来打扫。短短几个月的物业代管，让上海路社区的工作人员深感疲惫。
可就是这样，因为小区内一户人家的水管漏水，社区没能及时找人来维修，社区被这家业主投诉到了街道办事处，还上了电视台被曝光。
提起此事，该社区副书记董健很是委屈。他说，现在社区成一个大箩筐，什么事都得管，责任太重，负担太重。如果长久这样下去，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吃不消的。
社区“代管”物业遇尴尬
像上海路社区这样的社区不是个例。位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世纪花苑小区，曾经由于旧物业撤出，而新物业迟迟没能入驻，只能由阿勒泰路社区代为管理。然而，在管理过程中，有些工作得不到小区居民理解，社区管理工作陷入尴尬，进入恶性循环。
阿勒泰路社区管辖三个小区，而世纪花苑小区就有居民6000余人。由于前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引起居民们的不满，物业公司退出了世纪花苑小区。
一时间，小区环境卫生没有人打扫，电费没有人收，居民的下水管道堵了也没人管……这一切打乱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业主们只好找到社区寻求解决办法。
听完居民们的反映，社区决定自己暂时担负小区的物业工作。
阿勒泰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想到在代管期间，小区的业主能坚持缴纳卫生费的居民不到一半。打扫卫生需要雇人，却因为收不齐卫生费，社区陷入困境。
对于社区“代管”物业，董健很无奈：“管吧，社区根本没有物业这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且社区配备的工作人员有限，也没那么多精力。如果雇用外边的技术工，社区也没有这项专款所用资金。”
“不管吧，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会以社区不亲民不爱民、服务不完善、服务态度差等理由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投诉。”董健告诉记者，社区明明没有这种“代管”物业的资质和能力，但是许多居民不理解，认为社区就是全能手，什么都得管。
董健说，至于社区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有什么困难，业主们可不管，只要有一处没及时协调处理好，大家就对社区的服务满意度降低，还会向上级部门反映。社区之前所做的大量工作就会被抹杀、被清零。社区工作人员没了积极性，小区环境就又会陷入“卫生差、无人管”的恶性循环怪圈里。
据悉，在乌鲁木齐市，目前像上海路社区和阿勒泰路社区这样临时“代管”小区物业的不在少数，都多多少少地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管理方面难题，社区“临时管家”接连陷入尴尬的境地。
年底“编”不完的台账
除了社区“代管”，其他工作也几乎全都向社区涌来。特别是到年底，各种台账让社区应接不暇，忙于应付。
所谓记“台账”，说白了，就是写材料。一进嘉和园社区的办公地点，记者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台账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记者粗略地数了数，约有几十本。翻开台账，里面记着社区各种会议和活动。
嘉和园社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全市的每个社区都设有六站一室，六站包括：民政服务站、劳动保障站、医疗卫生站、环境卫生站、党建服务站、文化体育教育站。一室为社区警务室。而这些大的服务站涉及的工作一般少则三四种，多则十余种。
该工作人员向记者举例说，比如社区的民政服务站，其服务的项目有：双拥、优抚、残联、低保、募捐、老龄、殡葬、救灾、救济、住房保障等工作。而这些工作，政府相关部门都要求作台账。有的部门要求一年一总结，而有的部门则要求半年一总结。
据她介绍，前几年，台账还仅仅是纸质的，后来，有的部门要求做成电子的。再后来，有的部门要求既要做“电子版”，还要再打印成纸质的。遇到要求高的部门，还要求打印出来再装订。遇上评比活动时，要求就更高了。
对于年底忙不完的台账，嘉和园社区党委书记翟燕萍显得很无奈，很多政府职能部门都搞了“工作下基层、进社区”的活动。按道理说，工作深入基层是件好事，可这些工作都是要考核的。
“怎么考核呢？”翟燕萍说，所谓这些相关考核其实是和台账挂钩的，有台账就加分，没台账就扣分。社区为了通过考核，有时候没事也必须得写点事出来。
她打比方说：“比如医疗方面，社区明明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和业务水平能力，但是上级单位认为这项工作社区必须得有，社区就会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要求，在台账里开展关于这些要求的‘相关活动’。又比如，消防方面的演练和整治，社区工作人员对消防安全、消防措施和知识的根本不是很了解，但是相关部门认为这项工作可以有，而且必须有。社区就会按照消防的有关要求，在台账里‘开展活动’。”
翟燕萍坦言，很多社区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把那些做过一回的事，再记一遍，做到能效最大化。有些没做过的，“编”是最简单也最出成效的方法。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某社区，还未进门，就看见社区里的巡逻车缓缓开来，而里面拉了整整一车台账档案盒。
“一到年底，社区就有‘编’不完的台账。”该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档案盒就是用来装社区刚刚“编”完的各种名目台账的。
“工作做得好不如台账‘编’得好！”他坦言，一到年底，每个社区都忙着弄台账，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跟台账玩命，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来社区检查考核工作，只要在屋里看看台账就现场评定了。
辗转来到其他社区，果不其然，大家都在为“编”台账忙得不可开交。在社区的文件柜里，几十本各种名目的台账整齐排列，显得社区工作周到细致、成绩斐然。
社区大事小事都得管
“赶紧走，该到辖区内门面房调查摸底去了！”手上的台账还未“编”完，三友社区居委会书记赵江就被同事又急着拉去做“协税”工作。
走访辖区商业网点、进行地毯式调查摸底、登记、核实信息，详细了解商户经营及纳税情况，向其耐心宣传纳税的重要意义……这是赵江作为协税护税员必须要做的工作。
据赵江介绍，除了以上工作，同时还要完善辖区私房出租税台账，按照近期走访摸底的情况，及时将漏征漏管户、新增门面和其纳税编码、名称、申报税款、申报日期、经营地址等信息进行登记。
“这只是社区每天工作的一部分。”赵江表示，除了协税，同时社区还得负责“招商”的工作。上级部门指示，要让社区形成“人人招商”、“全员招商”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为充分调动乌鲁木齐市各社区主动服务街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乌鲁木齐市各街道还专门召开社区招商引资工作会。会议要求：对于招商，社区干部人人都要主动服务企业，要落实专人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工作；严格按照街道办事处有关规定协税护税，不许擅自改变征收标准，因为人为因素造成税源损失的，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除了协税、招商，拆迁也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11月2日，某社区的拆迁协助员田玉梅放弃周末休息，与市拆迁公司工作人员一同到一家居民宅院里，给户主做思想工作，发放违章建筑拆迁通知书。
“每天得观察谁家门口搭帐篷了，谁家在楼顶上又擅自加盖板房了。判断后，属于违章建筑的，社区必须及时通知拆迁公司，并配合拆迁公司协助拆迁。”田玉梅苦笑道，社区的工作任务就是协税、招商、拆迁样样抓，每天要做到“事事要入户，天天在调查”。
“协税、招商、拆迁这都不算什么，还有更具体的，比如说，让我们摸排一下每个居民家的马桶型号，这是节水办搞的。还有就是让我们社区搞清地下管网的长度，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不是我们工作范围内吧？”瓷厂社区一位负责人无奈地说。
黑甲山后街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职能部门把任务布置到社区，就只问结果不管过程了，比如说一个统计工作的文件，本来是要求一个月完成，到了市上就只剩20天了，再到天山区成了10天，到街道就只剩5天了，最后到社区就剩下两天时间了。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这位工作人员坦言，他推测，社区最后统计的数据90%都是假的。
社区职能定位不清晰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发现，大量的工作指标、承担不起的责任、三天两头的检查、众多名目的评比，让社区干部的肩头不堪重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目前社区现状的真实写照。”一位社区副书记说，为社区减负，为基层减压的口号年年在提，但实际情况是社区工作越干越多，压力越来越大。
这位社区副书记表示，特别是政府办公局域网建成以后，虽大大提高了文件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办事效率，但同时各职能部门发文频率也成倍增长，安排给街道及社区的临时性、随意性事务增多。
赵江告诉记者，各个职能部门一天到晚让社区开证明，什么五花八门的都有。比如，居民死亡火化证明，火化之前要让社区给证明一下这人到底死了没。再比如，税务局让社区开证明，证明这家确实只买了一套房子，“社区怎么知道这家到底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房子呢？”
“开，一旦出现与证明不符的结果，社区要承担责任；不开，好容易与老百姓建立的信任关系，一个证明就能把社区关系给推倒了，以后社区工作就更不好开展了。”赵江认为，社区的“角色”面临尴尬的境地。
到底社区的工作职责范围有哪些，现在就连社区工作人员自己也说不清。社区干部认为，造成目前社区工作范围无限扩大，“角色”尴尬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社区职能的定位不清晰。
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庆海多年研究社区工作。他认为，所谓“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的主要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社区功能出现广泛化趋势，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郭庆海介绍说，2011年，新疆社科院和新疆自治区委组织部曾下基层对社区专门做了调研。调研材料显示，他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乌鲁木齐市各个社区光开展大大小小的工作就有300多项。
“越解决问题，问题越多，这是各个社区普遍存在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三多’：调研多，评比多，临时性工作多。”他说，社区行政化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前期为了控制社会稳定而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社区治理方式。但其也存在弊端，比如人们参与自主性、积极性被全能的社区行政管理埋没、扼杀等。
据郭庆海介绍，通过2009年和2011年在乌鲁木齐社区一系列的调研，他发现，社区自治组织成了街道办事处的“脚”，区街政府往往把社区自治组织当成是政府的延伸，使其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首先，区街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对社区形成了功能“万能”定位，就是说，认为社区自治组织是一个多全能的“万能”手。一些区政府对于自己该管的事又没管好，仅停留在发号施令和监督检查上。街道办事处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和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势必把相应的目标责任指标下达到各个所辖社区居委会。
“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反映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郭庆海总结道，这主要取决于社区有没有“责、权、利”的准确定位。
他解释说，乌鲁木齐市的社区定位为基层政权，主要职责是“两个机制”，即维护稳定工作机制和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社区自治组织只有管理、普查权，绝没有执法的权力。这也是社区开展工作困难的主要原因。
“谁来给社区减压？”他说，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停止发号施令，将自己该管的事管好，自己口子自己来专项负责，彻底取消年底那种“形式主义”的监督检查考核，这样才能有效扭转社区工作量大，不堪重负的局面。
“让社区腾出时间，多下基层，多与百姓亲近，多为居民办实事，才能真正成为和百姓间亲密关系、精神纽带的共同体。”郭庆海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