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承的希望所在

    近几年对中医之优劣的争论不断。有的以为中医是传统文化之优秀部分，应大力推广，有的则认为与现代科学不合调，理当废除。

    了解鲁迅身世的朋友肯定知道他是反对中医的。在怀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我再次阅读一些纪念鲁迅的文章，看到同鲁迅先生有过较密切接触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为鲁迅对待中医的观点所作的另一种表述。她在1939年发表的《鲁迅是一把宝剑》一文中写道：“他只相信科学的现代医学，却不相信中国陈腐的医学。不过他，好像现代医学界的人士所倡导，主张从事于中国药草的探究，看从中究竟可以提炼多少现代药品出来。因为中国的医学向来落后，甚至堕落到成为迷信的程度了。”（见《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由此，笔者更坚认自己的浅见：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医业，建议中医药业应向现代科技靠拢。尤其在屠呦呦教授研究青蒿素的成果得到国际公认，并获得奖励之后。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依然有效用，这一点不假。从实践角度看，中医在治病方面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在社会上还站得住脚。

    但是，从其基本理论来说，值得检验。中医的代表作《皇帝内经》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是先人对一些炎黄子孙病情的抽象的认识。试问，当时《皇帝内经》的作者收治了多少病人和病种？那时的认知水平如何？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那种氛围中得到的抽象认识，显然比较粗浅。我们生活在两千年之后，能将这些理论照单全收、继续使用吗？有人一定以为中医已经有了发展，否则是会自取灭亡的。不错。然而，中医的基本理论即包含“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之术，病种基本以“热寒、虚实、阴阳”等模糊概念划分，药物又以“辛、甘、苦、涩”等分类，且至今没有彻底改变。这样模糊、笼统的分析，恐怕不易准确、精确地认识病症。中医不是提倡“辨症施治”吗？试想一想，现代人所得的艾滋病、身体多部位的癌瘤能靠阴阳五行来辨症吗？即便是常见的感冒（古医归之于“伤寒”）也已经不仅表现在打喷嚏、流鼻涕了。至于部分地区群体突发的疾病如甲肝流行、非典、禽流感、集体食物中毒等在哪本古籍上能找到？可见原有的中医理论与计量和精细化的现代科技检测难以合拍，已不适用，需要随时代前进，从根基上作彻底的改变。

    由于中医药理论的模糊，往往同巫术划不清界线，常被一些道德沦丧的不法之徒用作害人捞利的工具。比如《红楼梦》中有“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的描述；鲁迅先生反对中医的根据之一是有庸医给他祖辈开药，以原配蟋蟀作药引子。当代就有胡万林、张悟本、“刘太医”之类的害群之马。至于中医的针灸，从现象上看，经络与神经有区别。中医的经络系统的价值不宜轻易否定，但也不宜视为神奇，像曾经流行过的“一根银针治聋哑”、“针灸麻醉”等也没有得到实践的完全证实。医与神（实际是巫）容易混淆，这就是以中医命名的假医在社会上盛行的根源，值得警惕。

    我们还要看到，中医与中药应当有所区别。我国的上古时代一直处于农草水平。中药绝大部分属草药。最古的记载是炎帝尝遍百草，教人治病，故称“神农氏”；到明代才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便如此，众所周知，李时珍也是以亲口尝试百草才知某种草药的效用，而其基本理论还是甘苦、辛热等。何况，李时珍一个人怎么能患炎黄子孙的所有病症呢？我们又怎么保证中药制作符合标准呢？这在生物研究进入分子、基因时代显然更加不适应了。尤其是一些现代病如癌瘤、艾滋病、病毒性流感等，病原已经进入病毒阶段，不用现代科技手段无法辨症施治。故而，以笔者愚见，正如鲁迅先生主张，对待中草药，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掌握其基本的化学成分，使其更准确地针对当代及以后常见的疾病施行治疗。

    最近翻阅新闻界前辈严独鹤先生的遗作，早在1947年他写过《国药科学化》一文，在分析中医的不足之后道明：“从国药再联想到国医，总觉得国药有特效之处，国医也不能说没有独到之见，其唯一缺点，只是国医的种种理论，常偏于玄理，而没有受过科学的陶冶，假使国医也能入于科学化，也能接受新时代的洗礼，何尝不可融会贯通，一方面保持其固有的优点，一方面获致特殊的进步。”（见《严独鹤杂感录》2009年版，第287页）

    说真实的，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科技工作者从事这样的探究和生产。这是中医传承的希望所在。

    再重复一遍笔者的外行浅见：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医药业应向现代科学技术靠拢。为了我们社会的科学发展，公众安康的生活，这是不可小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