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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部分，仅用了六个字来体现执政党的态度：“发展普惠金融。”
“这表明，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的普惠金融终于进入到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当天，他接到好几个电话，都问他“什么是普惠金融”。
在日前举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分论坛吸引了众多参会者，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获得金融服务成为论坛关注的热点。
从尤努斯到普惠金融
李扬以此经历来说明普惠金融是一个新的事物。他还记得：“我读书的时候，经常讲金融，我们的老师引出这个话想说的意思，金融是一个为富人服务的行业，金融的功能是把钱，从那些有钱、用不好钱的人的手里，转到企业家手里。”
“在普惠金融中，包容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要去除金融的特权性，它直言不讳地强调，获取金融服务是天赋人权。”李扬在刚出炉的《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序言中一再强调普惠金融的普适性。
《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发布让公众了解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普惠金融”的大背景、大历史：从15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堂建立典当行抵制高利贷服务社区穷人开始，普惠金融已走过了四个发展时期，尤努斯创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仅是普惠金融在第二发展期的代表性实践。
《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研究者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践的小微信贷项目，推翻了之前传统金融体系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时的固有逻辑，表明穷人特别是妇女的还款记录比能够从传统商业银行获得信贷的人群还要好，违约风险并没有传统商业银行想象的那么高；贫困人群愿意并且能够支付覆盖小微企业运营成本的利率水平，以支撑小微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发展壮大。
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促使“穷人的银行”进一步意识到，除了贷款，贫困人群还需要储蓄、保险和支付结算等基础金融服务，“穷人的银行”开始走出狭义空间，进入真正多样化服务探索时期的黄金十年，创造了更多的盈利，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服务了更多的穷人。
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率先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并受到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大力推广。普惠金融也同时进入互联网时代，其涵义则被不少研究者认同、定义为“获取金融服务是天赋人权”，即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
在《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研究者看来，互联网和IT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例如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提高了消费者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携度，降低了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POS刷卡机等线下支付设备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线下支付的快捷性；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运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P2P网络借贷平台以及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由此，尤努斯、“穷人的银行”不再流行，普惠金融开始大行其道。
谁是中国普惠金融领跑者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额信贷公司，而很多大型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向公众推广其小额信贷业务，信贷虽只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但从小额信贷的发展势头却可看到普惠金融的未来。不少研究者开始将小额信贷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2008~2012年中国小额贷款行业调研及2013~2018年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揭示，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数量在2008年仅有500家，4年后的2012年达到了6080家，增长了10倍多，可见其发展之迅猛。
根据中国银监会历年年度报告整理的另一份数据则揭示了2007年~2012年中国村镇银行数量的变化情况，5年间，中国村镇银行更是从仅有的19家飞速增加到876家，增长达46倍多。
海南省金融办主任王年生在论坛发言时告诉听众海南的数据，仅在2013年前11个月，海南省就完成了36亿元的小额信贷业务，政府对小额信贷贴补的利息就接近1亿元。
如此众多的普惠金融机构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哪家做得最好？哪家又最有创新性、可持续性？目前没有人给出答案。《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虽仅是列出了5个典型案例，却可一探研究者的倾向。
按照《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评价，5家被选为典型案例的机构各具特色：民生银行是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微金融业务开展较为成功的代表；中国平安是唯一一家拥有全牌照的金融企业，在利用综合优势开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方面较有特色；阿里巴巴具有完备的电子商务平台，在支付体系建设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成功经验；拉卡拉在线下支付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宜信则拥有强大的网络借贷平台，在小额信贷产品开发方面走在前列。
5个典型中最广为人知的自然是阿里巴巴的综合性普惠金融服务，其支付宝从2005年的800万户飞升至2012年的8.23亿户。研究者称其为，依托着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借助于电子商务的客户群体和信用记录，近年来阿里巴巴将支付宝、余额宝、小额信贷融于一身，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创造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奇迹，更令传统金融巨头深感压力。
对普惠金融来说，阿里巴巴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其普惠金融服务的最重要核心竞争力来自电子商务平台所形成的数据信息优势。
李扬在财经论坛的发言中也丝毫不掩饰对互联网改变普惠金融的赞叹，他说：“马云放话‘你不接纳我，我就消灭你’。互联网有非常巨大的降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很高兴看到，在普惠金融体系中互联网技术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农民也喜欢用信贷工具，获取信息，交换信息，降低成本，我们觉得是大有可为的。信息的收集方面，如果成本下降的话，我们的普惠金融就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对普惠金融要包容
“发展普惠金融”虽然只有6个字，但在《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研究者看来，这是中央首次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他们因此预测，中国普惠金融实践即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普惠金融将作为提高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的重要抓手，成为许多金融机构的重要发展战略和全新操作理念，一大批新兴普惠金融机构亦将应运而生。
对普惠金融未来的乐观不能代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列举了四方面的不足，一是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在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金融体系的普惠程度仍不够；二是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仍不足，中国普惠金融仍处于初期阶段，市场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竞争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上，盈利模式和创新能力亟待实现新的突破；三是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方式和手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四是在缺乏制度环境保障的新兴经济体中，互联网金融有可能引发市场风险失控或投资者保护缺失，在全球互联网金融模式都尚未定型之时，如何加强监督和监管，如何提供合适的金融基础设施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问题不少，但论坛交流时，《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的执笔人却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戴险峰给出的策略是，政府对普惠金融要包容，可以试错。
另一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董昀表达了类似的思路：政府应对普惠金融放松管制，让普惠金融做市长不能做的事，并让市场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