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怎么会送到这种地步

    2013年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它成了我成年后待在父母家时间最长的一年。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如果你回家，第一个礼拜还是客人，第二个礼拜就会被亲人们的好意淹死——没几个年轻人能够对付父母那一辈的世俗生活。

    俗，实在太俗了，光去年一年，我就参加了不下20场酒席。国庆节是加班档期，7天跑了足足七八家，到最后觉得一万元钱一桌的饭菜也味同嚼蜡，根本没什么好吃的。人们不过是在追求场面上的好看罢了。于是到年底时，我忍不住问我妈，去年你一共包了多少红包？

    她掐指一算，忽然哇哇叫起来，说起码得有3万元吧，没想到这么多，可怕啊。3万元对有些人来说大概不算多，娱乐新闻讲体育明星结婚，别人送礼钱一送就是100万元。但对我妈这样毫无成就只拿点小工资的中年妇女，几乎已经跟她的年薪等同。

    红包怎么会送到这种地步？先得从那个最大的红包说起。去年表弟结婚，准备搞一个50桌的大场面。外婆家的亲戚们聚在一起，私下讨论该送多少合适？后来有人说，没有一万元怕是不像样子。嫡亲结婚送五位数，已经成了这里不成文的规矩。轮到我母亲，作为大姨妈1万元已经太抠，拍板就是一万二。这不过仅仅是酒席钱罢了，还有一道，是送给新人们的改口费。乡下规矩，前一个大红包属于酒席承办者，即男方或女方父母，后两个小红包则是孩子们的辛苦钱，结次婚总不能让新人一分钱好处没捞着。

    一万二的红包已经让我母亲肉痛，于是两个小红包采取了保守策略，只各包了1000元。本来欢天喜地想着总算了结一桩大事，没想到这两个小红包让舅妈颇不畅快，认为送少了，实在没面子。我母亲花了一万四，却落得这样的结局，恨不得想跟外婆家脱离关系。

    但红包从来不会就此取消，它始终作为一个习俗传承下来。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让我母亲继续犹豫不决：这家是远亲，送800元还是1000元？那家生二胎，该跟前一个包得一样多吗？这些问题仿佛是她中年生涯的业绩考核，每一个都需要认真对待。比如说有一家亲戚几年前声称断了往来，这回女儿结婚却上门发了喜帖，该包多少红包才能显得我既不傻又不小气？

    我母亲整天头疼这些问题，有时候忍不住唠叨：以后我不包了，就轮到你包了。吓得我往后退，告诉她，我们搞文艺的人，没法弄这种庸俗的东西。她眼皮一翻说：怎么，你还想赖？

    本来我想跟红包文化一刀两断，谁知道这一年因为怀孕生子，来看望的亲戚络绎不绝。从催生红包到生产红包再到婴儿红包，每每看到这些根本不认识的亲戚，扔下一个厚厚的红包随后礼貌告退，只觉得受人重视的感觉真的不错。虚弱的产妇接受了一个个红包，内心燃放着开心的礼花，虽然我母亲还在暗地里腹诽：都是我给出去的。

    所以说，虽然红包文化源于生产力低下时期的互助精神，但在物价高涨的今天，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听说不少小夫妻就是靠着红包，才付了房子首付或者买得起一辆车。到了这份儿上，红包再怎么让人头疼，也只能继续焦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