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个人行为不必被放大”

    2014年的第一天，法学教授范忠信以爬行的方式行进了一公里。他将地点选在杭州市南湖边，原因是这里“人相对较少，不容易引起关注”。

    事后他承认，从小在农村生长，总以为自己经历过艰苦的环境，什么苦都吃得了，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公里的威力”。“真正爬起来才知道一公里这么漫长，很痛苦。”

    最初他选择在石子路上行进。“就是那种土路，上面有些散乱的碎石。但是没爬几步就坚持不了了，手疼得不得了。而且石子路反光太强，手机拍摄时画面是黑的。”他说。

    于是他将地点换为南湖边上的一片草地。

    当时，地面仍残留着切割过后的草茬儿。“虽然我戴了一副毛线手套，但根本没用。草茬子、小刺球很快就扎了进来，手心渗出了血。”他回忆道，“因为没戴护膝，膝盖也受了伤，现在还有淤血。后背也抻着了。”

    “今上午，妻监视，犬护卫，在湖边爬行近两小时，分七段，或百米或两百，中有停息，掌膝渗血完成。录像太长，仅选末段展出。路人问系何种健身法？答曰‘公民脊椎保健法’。”爬行过后，他在微博上自我调侃。

    为了准确计算距离，避免缺斤短两，范忠信先用步子测量。大概确定100米、200米有多远，然后在这些节点上放块砖头或者插根木棍标记。“再估算下几个来回是多少米。最后总共爬了七段，加起来是1000米。”他说。

    虽然将爬行地点选在了人烟稀少之处，1月1日22点48分，范忠信却将部分现场视频上传至个人微博。此后，这段视频被网友大量转发。

    对于这一举动，他解释：“选在人少的地方是为了不影响别人。传到网上是为给大家一个交代。”

    同时，他转发了自己2013年1月1日发布的另一条微博，为一系列乖张行为作出了注脚：“我坚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不信，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我输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他输了，于是就有了上述的一幕。

    这一举动得到了褒贬不一的反响。有人真心称赞，认为他敢做敢当。

    “这是行为艺术，不能删。”也有网友这样评价。

    但是范忠信却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这时候还想什么艺术？真有闲心！”他回应，“这个事对一个学者、知识分子、中老年大学教授来讲，肯定是有损尊严，很掉面子的。爬行是一种谏言的形式。”

    “当然这种行为也包含了我的愿望和呼声，希望公务员财产申报并公示，推动制度建设前进。”他说，“一年前打这个赌，是我认为政府有权知道公民的财产、职位等一系列详细信息，而公民对官员却知之甚少。如果这条路始终被堵塞，公民知情以及参与政治的渠道就会变得非常窄。”

    他认为自己实际想表达的是：中国太大了，需要关注的事情也太多了。兑现诺言的一爬不会对制度建立起决定性作用。这只是兑现承诺，表达个人愿望，“个人行为不必被放大。”

    还有人直斥他在“自我炒作”。

    “我只是兑现自己的诺言。以后，我文章该写的照写，课该讲的照讲。将来也有可能直接向有关部门提交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书面建议。”他说，“作为一名教师在地上爬，说到底也是丢面子的。可不这样做，我就是不守信。”

    回忆起一年前的那次打赌，范忠信认为并不是一时冲动。

    “我研究的方向是法理学和法律史。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工作都和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有一定关系。古代反腐的经验教训、现代外国廉政的先进经验，以及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在反腐方面有哪些缺陷等，都是我的研究范畴。”他总结道。

    对他而言，反腐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学者应该联系社会现实，从学术层面为现行政治、法律制度改革建言献策，学以致用，进而推动现实改革，而不是“书呆子式”地纠结于理论。“至少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和行为的。”

    他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应该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限制政府权力无可避免涉及反腐领域。“对我来说，反腐与政治无关，是法治和学术问题。”他再次强调道。

    在工作和学术领域，范忠信的身份是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理学。

    对于他的“爬行”之举，身边人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同事在微博上高调称赞，也有同事、朋友甚至领导好言相劝，让他“别再过问这些事，最好连微博都删了”。

    “但妻子是赞成我的。”他很欣慰。上传至微博的视频正是范忠信的妻子所拍摄。对于丈夫的举动，她的观点是：“做人要守信用，赌输了就要认罚。”

    她甚至为范忠信的爬行提出了建议，比如，不要膝盖着地，两腿要伸直，只用四肢支撑在地上走，以避免磨损膝盖。

    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两手承受的压力更大，更痛苦。“胳膊短腿长，重心前倾，双手的压力太大，没法爬。后来我还是跪着爬完的，中间休息了6次。”范忠信回忆道。

    范忠信觉得自己“不好说是不是个性学者，只是力所能及做好一个老师”。比起“有个性”，他更希望得到的评价是“这是个有思想的学者，是个对学生真诚的老师。”

    “我给学生讲课，非常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诚实守信。事情发生后，很多学生都很理解我。不少学生给我发来短信说‘老师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这让他很感动。

    范忠信认为，官员财产公示，是民众监督政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关键的抓手’。没有这个抓手，很多制度建设都无从下手。公众担心官员滥用权力，总得通过一种手段来监督，最直观的就是监督其财产。”他说。

    他认为，官员申报、登记后的名下财产，应该公布。这部分内容，公务员可以查阅，记者可以查阅，律师、公民也能看到。

    “尽管可能有水分，但总有查询核对的机会，就怕连这种机会都没有。”他表示，“民众最反感的就是官员的贪腐。财产一旦公示，以往民间流传的传闻，就可以和公示结果核对，不就有效地加强监督了吗？”

    不过，这次打赌输了，范忠信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速度也有了新的判断。

    “我不再认为，县乡两级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示能够在一两年间全面实现了。”他承认自己此前过于乐观。

    他看到了现实问题。“一方面有干部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性漏洞。如果现在全盘照搬别国的财产公示制度，涉及面太大太广，阻力必然不小。”

    虽然涉及准确时间的赌他不敢打了，但对于财产公示制度的走向，他仍然坚持此前的判断。“尽管推进不易，但我相信未来还是会朝这个方向进步。只是制度会逐渐建立并健全，改革的目标会逐步实现，这点我很有信心。如果再让我对时间点作个判断，我认为最晚需要3到5年，就会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他说。

    他注意到，2013年年底，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第四部分第二点清晰写道，“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我很确信，新一届政府会在百姓关心的问题上有所作为。抓一千个贪官，不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有了制度，全社会都可以监督官员，公民、记者随时可以查到有关官员财产的详细信息，腐败的比例就会下降。”他依旧坚持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