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中的“义利之辩”

    近来在网络上有一个调查，让人们用一个字来概括已经过去的2013年，据说最受认可的一个字是“累”。网络上还有一个新词是“累觉不爱”，因为身体心灵的各种累，人生都失去了乐趣。在技术发达的今天，人的“累”主要是心累。找不到做一件事的意义，心就会累。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在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面临着来自工作、家庭的方方面面挑战。笔者认为，待遇、职称固然是直接的问题，但如何认识工作的意义，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于工作意义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工作和评估自己的处境。问题想清楚了，有利于心态的平和，免得受累。

    对工作意义的追问指向着儒家提出的“义利之辩”。《论语》当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孟子》中也有“何必曰利”的告诫。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记、文学艺术当中也有大量崇义抑利的作品。经典当中的告诫，加上后世的不断强调，逐渐造就了中国人“重义轻利”的意识，就是说，人要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去追求义，而不要追求利。我认为，崇义抑利是当今社会仍然要发扬的传统。不过，这个传统的内涵首先要加以澄清。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义利之辩”其实存在误解。误解有两个极端的表现：一是传统社会里那种羞于谈利益的风气。即使在今天，一些人说起“公益”、“道德”，似乎就不能跟财富、商业有任何关系。这种观念常常让许多事做不成，人际关系也搞得十分扭曲。这种对于“义”的误解和迷信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弹，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彻底地否定“重义轻利”的原则。这些人会认为现代社会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利”，讲究“义”已经是过时的观念了。这种观念的后果则是人们为了“利”无所不用其极——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已经多得不必列举了。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狭隘地理解了“义”和“利”，把“利”狭隘地等同于金钱、名声等好处，同时把“义”作为它的对立面。

    笔者认为，所谓“义”，其实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做好本职工作”或者“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中国人提倡的“本分”，也就是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社会位置所要求的那些正当事务上面。这并没有排斥待遇、荣誉方面的考虑，因为世间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做保障的，有些还需要有相当的体制资源和名分来做担保。以青年教师的工作为例，“义”就是专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给学术工作一种超脱的地位和立场，我们当然可以并且应该去为自己争取比较体面的待遇——包括薪资、职称、头衔、荣誉、稿酬、项目费、讲课费，等等。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做好自己的工作，比如要用心地打磨自己的作品，提升讲课水平，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是“义”；相反，当教师把待遇、名分等当成目的，而把教学科研工作当成手段、工具，这就是本末倒置了，说得严重些，就是“见利忘义”。

    澄清了这一点，“重义轻利”就不是一个空洞的、虚假的口号。我认为，“见利忘义”的弊病不是太热衷于好处，反而是没有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处。以教师为例，专注于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不仅会伴随着待遇的提高、体面的生活，更能享受到学生的爱戴、同行的尊重、社会的认可，这些都是劳动本应具有的尊严。尊严感和价值感会比单纯的待遇更能激励人去专心工作，即便有时也会觉得疲倦，但不会觉得累。这种正反馈就是“义”的最大价值。而一旦人把工作当成谋取某种利益（不论是财富、名誉、地位，还是其他虚幻的外在肯定），那么工作本身就不再具有乐趣。人往往不是因为累而不爱，反而是因为不爱才觉得累。疲累感、无价值感正是“利”的最大代价。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容易让人累的。多少青年才俊把大好时光和才华消磨在逢迎和钻营上，即便争取来一些待遇、名分，从体力到心力却都处于一种透支状态，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诉。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形成了习惯，就会认为这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常态。甚至对于这种“常态”的无条件接受，倒成了所谓“成熟”的标志，以此再去敲打那些尚怀有理想的青年。这真是十足可悲的事。

    在这种环境中，要真正享有“义”的益处，首先需要每个人自己时时清醒，守好自己的本分；其次也要呼吁政策制定者创造宽松的条件，让一个开放的市场来保障诚实的劳动能够与相应的待遇、尊严发生必然的联系。这将是比简单的提高待遇、发放福利更有建设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