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完美人类：技术可行 伦理行吗

    “定制宝宝”波比出生在一个有亨廷顿氏舞蹈症病史的家庭。生育专家选择了没有这种病症的健康胚胎，小波比由此发育而成。亨廷顿氏舞蹈症是一种家族显性遗传型疾病，会造成患者的脑部神经细胞退化，很难治愈。

    CFP供图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这个以“公正课”出名的哲学教授喜欢让学生“做选择”。这次他冲着台下的中国学生大声问：“假如现在科学上可以做到事先决定新生儿的身高，你会不会选择生一个高个儿孩子？”

    台下的学生刷刷地举起纸片，黄色表示同意，红色表示反对。2013年12月12日，在一个如同歌剧院的讲堂里，桑德尔的演讲吸引了坐满整整两层楼的观众。站在一块写着“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的大屏幕前，他看着台下参差出现的彩色纸片，笑着说，“我们又遇到了意见分歧，这下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技术上可行，伦理上行不行”——从2006年开始，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桑德尔的课堂上。这位哲学教授跟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道格拉斯·梅尔顿一起，开设了一门叫做《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未来》的课程。他们在课堂上摆出当下科技发展与伦理碰撞后产生的争议问题，跟学生一起讨论：在这个科技可以达成几乎所有愿望的年代，我们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

    “生物学上的突破为我们同时带来希望和困境。”桑德尔说，“当技术的脚步比道德走得快时，就会出现如今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人们倾向于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新兴生物技术的威力却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当科技碰撞人性，让每个人参与辩论，跟别人争辩，跟自己争辩

    在上个月到访中国的演讲中，桑德尔也把这个“科技和人性的困境”抛给中国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堂里，这位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刚提出问题，台下的中国学生就纷纷举手要发言。

    一个高个子男生拿着话筒，不紧不慢地说：“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所以我反对利用科学手段事先决定他们的生活，因为父母没有权力为尚未出世的孩子选择人生。”

    他刚说完，另一个男生就抢走话筒，发表了不同意见：“咱们都想过得好一点儿，不是吗？我就不够高，也不够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娶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姑娘，这样我才能生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孩子。要是我可以直接用基因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我的权利，有什么不好呢？”

    “稍等一下，你是说即便没有基因手段，你也要娶一个又高又聪明的妻子吗？”桑德尔打断了他，饶有兴致地说，“你先别放下话筒，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事实上，对于这种“当技术遇上伦理”的话题，科学界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纳粹科学家利用集中营的受害者做实验等等，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及科学研究本身需要有所规范。

    生命伦理学成为发展最迅速、最有生命力的交叉学科，很快得到包括立法者和决策者的关注。一些国家建立了总统或政府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很多医院或研究中心建立了专门审查人体研究方案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

    2001年，桑德尔被选入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一起就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展开论战，为政府的科技决策提供建议。后来他们的一大议题，就是要讨论清楚，干细胞研究在伦理上是否行得通。

    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行使了任期内第一次否决权，否决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法案。那时候，“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坚持干细胞研究跨越了道德底线，也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不该被外力阻挠。桑德尔发现，基因仿佛一剂神药，给生活带来福音，也带来了副作用。如何理解这剂新药，将影响人们的基本判断。

    “对这一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思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周琪说，“我们不能等待成果出现那天，才来考虑伦理的问题，应该有个更前瞻的思考和思路。”

    在2012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的科技伦理研讨会上，科学家们也为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争论起来。“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这种强烈需求有时甚至会使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超前’使用未成熟的科学技术，或者‘掩饰’科学技术的风险，因而科技伦理变得日益突出。”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周远说。

    不过，虽然总是抛出一大堆问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对桑德尔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在这门和哈佛干细胞研究所创始人之一梅尔顿共同开办的课程上，双方的分歧都会在课堂上展示出来。学生也会加入辩论。“我们要让学生去思考、去争论，不仅是和我们一起，更要和他们自己争论。”桑德尔说。

    我们必须为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负责任，不管我们是不是科学家

    在这堂课上，梅尔顿和桑德尔站在讲台的两端。通常情况下，身为生物学家的梅尔顿先出场，讲一讲生物学上的新突破能够带来哪些改变。接着，身为哲学家的桑德尔出场，打断梅尔顿的演讲，抛出他在这个科学发现中嗅到的伦理问题——

    “父母花钱利用科技手段选择生男生女，这样对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选择，一对失聪的父母也可以选择生下耳聋的孩子吗？”

    “高尔夫球选手泰格·伍兹因为视力差，进行了激光视力矫正手术，恢复到正常人水平，赢得了比赛。如果激光手术让他的视力比一般选手更好，这个手术还是不是合理呢？”

    这门课迅速成为了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开课第一天，只能容纳240人的教室一下子涌进来了380人，教室里挤得“只剩下站着的位置”。由于想要上课的人太多了，桑德尔最后不得不靠抽签决定学生名单。

    不过，这对哲学家与生物学家的组合偶尔也有意见一致的时候。每当讨论到这种话题的时候，他们就会邀请一个持反对观点的“第三方”到场，参与他们的讨论。

    比如，讲到在实验室制造胚胎干细胞的案例时，他们的意见就很统一。两位教授都认为，利用胚胎干细胞研究寻找对抗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等疾病的对策，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伦理上都说得通。

    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意见，他们找到了美国天主教主教教团的理查德·道尔弗林格，来课堂上讲讲他对于生命的理解。

    哲学家、神学家和生物学家就在哈佛的课堂上，带着课堂上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生，激烈地争论起来。他们在“生命起源于何时”这件事上产生了冲突，梅尔顿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以帮人类寻找对抗疾病的良方，而虔诚的道尔弗林格却坚持说，在实验室研究中的胚胎干细胞就是“活生生的生命”，这种研究是“夺取无辜生命”。

    在干细胞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梅尔顿立刻反问：“一个只有一天大的胚胎干细胞，跟一个6岁大的男孩，你觉得他们在伦理上的地位是一样的吗？”

    道尔弗林格毫不犹豫地回复，“当然。”

    “那么，为什么社会能够允许把一天大的胚胎搁进冰箱里，6岁的男孩却不行？”梅尔顿追着问。

    这句话被桑德尔形容为“表面看似天真，实则直击内容核心”，它为梅尔顿赢得了学生的掌声。在争论后的投票中，绝大多数的学生赞同梅尔顿的观点，但他们还是热情地邀请依然持反对意见的学生站出来发言。

    事实上，这堂《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未来》课上面对的伦理困境，在课堂外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背景、立场完全不同的18名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专家齐聚一堂，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一同讨论。

    跟桑德尔这个哲学家一同争辩的人来自不同地区，属于不同种族。既有生物医学专家或者行为学专家，还有临床大夫，以及来自伦理学、宗教学、法律、自然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科、卫生管理、政府与公众事务等领域的专家。此外，还要有至少3名公众参与，并将所有会议向民众公开。

    “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非常复杂，不仅与科技发展前沿相关，而且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伦理问题如若处理不当，不仅延误科技发展，而且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因此，干细胞伦理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由科技专家、伦理专家、科技管理部门、公众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说。

    “这些议题总令人绞尽脑汁，但却十分令人兴奋，以至于我决定在大学授课和著述时，我一定要继续探讨这些主题。”桑德尔说，“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科技变得愈发重要。今后即便你的工作与生物学毫无瓜葛，你也应当了解一些生物学基本常识。我们在未来的许多选择将来自现有的生物科技革命。我们必须为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影响负责任，不管我们是不是科学家。”

    笃信科学为中心的人能够和不以科学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共同直面生物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上，争论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我不会用基因手段事先为我的孩子规划人生，我不想要制造‘完美宝宝’，我希望他们出生后可以得到无条件的爱。”站在第一排的女生说，“而且出生前就想办法打造完美孩子，这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我这儿没话筒，我可以直接吼出来吗？”站在二楼的男生着急地跑到看台栏杆旁边，探出身子大声地冲台下的女生喊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是不是选择利用基因技术改造下一代，这是科技进步赋予我的权利，我有选择的自由。”

    另一个男生也接过话筒，跟着补充说：“你说出生前基因改造是一种不公平，可是我要问你，等你的孩子出生了，难道你就不再想办法把他打造成完美孩子了吗？我敢打赌你还是会竭尽所能让他学习，催着他上人大附中。既然如此，什么时候不都一样？”

    而在美国的课堂上，桑德尔和梅尔顿的这堂课也总是充满大大小小的争论。在课堂没吵完的学生，还会到这门课的网站上继续争论。

    在这个叫做“生物伦理”的网站上，针对各种生物学伦理话题列了一条又一条——“信仰能不能战胜药物？”“当今的医药公司应当担起怎样的责任？”“动物伦理，瞧瞧我们走到了哪一步？” 

    “我和桑德尔都把这门课看做一个平台，在这里，笃信科学为中心的人能够和不以科学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共同直面生物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这种讨论将对我们所有人有益。”梅尔顿说。

    事实上，经历了这堂科技和伦理碰撞的课程后，许多人的观点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改变。比如，关于是否应当服用提高效率的安全药物这件事上，在听取了反对方的争论意见后，表示赞同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次在中国的讲座最后，结束了“争论马拉松”，桑德尔摘掉了自己的眼镜，盯着台下安静听他演讲的学生，总结着自己的观点——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治疗人的缺陷，会给人带来莫大助益，但如果用来制造“完美人类”，或将带来一场灾难。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我们以为用生物工程改造孩子和自己来获取成功是在行使自由的权利，但这真的是自由吗？

    “这样做会分散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并减弱我们改进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冲动。与其运用新的基因权利去矫正‘人性这根弯曲的木材’，不如竭尽所能做好社会和政治安排，使其更适合不完美的人类天赋和局限。”桑德尔像个长辈一样摊着手，眯着眼睛说，“当然了，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