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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以下简称“南大评价中心”）CSSCI两年一度的来源期刊目录评选结果将于近日公布。CSSCI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它是由南大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在诺贝尔奖得主谢克曼声讨三大刊引起科学界的广泛讨论后，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机制也引来不少质疑。其实，针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评价机制的争议同样由来已久。发表论文与博士毕业、教师职称评定乃至学校影响力挂钩，学术期刊借机敛财，种种沉疴痼疾早就使得以CSSCI为首的学术评价标准屡遭学界讨伐。
“中国学术GDP指数”
2013年12月20日，南大评价中心对2014～2015年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进行公示，其中包括来源期刊533种，扩展版来源期刊为189种，收录集刊145种。被收入进来源期刊目录的通常被称为“C刊”。
在此次公布的目录中，《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由来源期刊被调整到扩展版来源期刊。1月初，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因此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发了一篇关于入选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情况的说明，以强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影响。由此，可管窥CSSCI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目前，国内存在多种期刊目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主要以南大的CSSCI、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为主。
CSSCI是1998年由南大评价中心受教育部委托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如今，这个数据库，已经被高校、科研院所视为最权威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
而作为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CSSCI的官方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权威性的重要保证之一，被戏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
南大教授叶继元曾撰文解释CSSCI的来龙去脉，指出其在创办之初曾参考“国内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中文期刊目录，根据该目录提供的某学科类期刊数量，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确定各学科来源期刊的数量”。
CSSCI每两年发布一次来源期刊目录，此外还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遴选对象主要是大陆地区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集刊，采用定量（引文量、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同行评议）评价相结合的评审办法。
根据其2009年公示的来源期刊遴选原则与方法：“来源期刊总量控制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总数的20%。”目前，我国出版的学术期刊大约5000多种。
标准异化
2010年年初，国内学术界曾对CSSCI评价机制进行大规模讨伐。其中学者杨玉圣称，“CSSCI确实是中国学术病态的写照”。
杨玉圣认为，CSSCI反映出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勾兑问题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异化问题，他在地域偏向、刊物选择不公、学科分布不平衡以及成为高校学术评价标准的权威（乃至唯一）指数等方面对CSSCI的期刊目录提出质疑。
2010年1月18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致书教育部领导：“近年来，由于教育部的推行与引导，CSSCI成为各高校对教师与学生进行学术评价的权威标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学风浮躁、学术不端的重要诱因。其结果，既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造成无以复加的重大损害，也成为一些学术期刊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一个原本用来评估学术刊物水平的技术指标，被错误地用来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乃至评价高校科研水平的权威标准，教育部的这一做法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他在《废止以CSSCI为高校学术评价的标准》的呼吁书中指出。
高校启用论文考核对研究生进行考评的做法始自上世纪末，此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并出台相应的标准规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大部分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要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2～5篇学术论文，“未达到要求者，一般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由教育部主导的CSSCI评价机制确立后，很快成为各高校认证的权威乃至唯一标准。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国内20所重点高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这20所高校悉数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15所高校规定，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必须发表在CSSCI的来源期刊上。
除博士毕业生外，CSSCI对于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也起到巨大的作用。据华东地区一位青年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所在的高校“评正高至少要15篇CSSCI，一个国家级的项目，一个省部级项目。很多高校都只认来源期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曾撰文指出：“如果将这套评价体系和学校量化指标体系、论文评审体系、包括资深教授在内的各类职称评估体系联系在一起,其经济链不是太明显了吗？”
学术生意
根据教育部的招生计划，2013年，包括硕士和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达60.8万人。在这样“僧多粥少”的状况之下，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也催生出灰色的论文产业。
陈明（化名）是一所重点高校的博士生，他于2012年向一本扩展期刊投了篇文章，不久后收到“文章通过、拟发表”的回复。但在回信中，期刊编辑部表示“本刊经费比较紧张，拟收取版面费1500元。”
在南大评价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不时可见网友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对一些收取巨额版面费的C刊提出质疑：“××等期刊中介泛滥，公开收取版面费2万到3万元左右，××最甚，所有中介都能操作，要价3到5万，这样的杂志入选CSSCI，会影响声誉，望贵单位在2014～2015年CSSCI遴选中慎重考察一下。谢谢！”
某期刊在CSSCI目录中，以收受巨额版面费而著称。一位核心期刊主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直言，“该期刊是一种运作的C刊。它由双月刊变成月刊，很厚很厚，当然也能够发几篇好文章，但是因为主编完全是把它当作生意来做，并不是做学问。”
该主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某期刊的运作方法，“首先是公关成了C刊以后，大家都找它发文章。它以一部分文章撑门面，给人家发稿费，其它大部分文章都要收版面费，有一种是收费发文章，还有一种是直接代写代发，收费4万多元。但是它从来没有离开C刊。”
青年学者陈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了一篇发表于某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在这篇3页的文章中，他做了46个批注，指出文章中的定义不清、常识及语病性错误等，称它为“垃圾文章”，“CSSCI今年的目录还是收录了该刊”。这篇文章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
不只是某期刊，在进入目录后，不少期刊由双月刊改为单月刊，版面从60页增至100页，版面价格也由300元、500元涨到1000元、2000元，有的甚至一个版达到两三万元。
对于此种现象，CSSCI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种行为是我们这样一个机构管理的吗？是行政主管部门去管理的吧。”
此外，关于CSSCI中的影响因子，上述核心期刊主编也颇有异议：“现在很多都是在人为造影响因子，来源期刊的主编约定彼此引用，并不是文章需要引用，而是为了扩大影响因子做的引用。还有学报作出规定，（作者）要发第一篇文章可以发，但是以后要再发，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发文章时引用我这个刊物多少条。”
“像北岛的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不择手段去迎合它，那就有通行证。”该主编补充道。
如何进行学术评价
“我们选来源期刊是为了建数据库用，不是一个学术质量评价。”CSSCI相关负责人对此强调。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编之一蔡蓉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指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不是评价标准，而是一本参考工具书，是一本主要供图书馆期刊订阅工作参考的工具书。
然而功能异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陈才认为这需要改进：“CSSCI是期刊的评价标准，不是学术的评价标准。虽然CSSCI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界大佬把持评价的局面，但现在衡量学术的标准，不是同行专家的意见，而是CSSCI期刊编辑和主编的意见。而编辑和主编的学识毕竟有限。”
有高校教师抱怨，“CSSCI来源期刊的目录两年一换，更换太频繁，很多人不得不将大量的心思花在寻找合适的刊物以发表文章上。这也是一种本末倒置。”
也有高校青年教师对此有不同观点：“我觉得CSSCI有还是比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发论文用什么指标？说不定会比现在还混乱。”
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余三定曾指出，学术评价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掮客”三方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学术评价走向疯狂。
“本来，学术评价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现在颠倒了，变成学术研究为学术评价服务，被学术评价牵着鼻子走。”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最好是暂停5到10年学术评价，以改良学术土壤、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曾对学术评价标准发出呼吁：“当下的学术评价4个标准共存：第一个是官方有关机构的评审；第二个来自媒体；第三个来自海外；第四个是学术界自己的评价。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学界同仁的评价是学术评价的第一依据。”
近年来，教育部亦日渐将研究评价机制改革提上日程。
2011年11月7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要正确认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引文数据在科研评价中的作用，避免绝对化。摒弃简单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断研究成果质量的做法。
2013年11月29日，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指出：“科技评价中的问题日益显现：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现象依然存在；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标准定量化、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分类评价实施不到位，对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工作激励不足；科技支撑教学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导向不够；开放评价、长效评价机制不够健全，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高校科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高校科技评价改革的任务十分紧迫。”
《意见》中第三条确认，“建立开放评价机制。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
本报记者 高四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