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组织服务青少年心理健康追求“到达率”

    编者按：自2013年8月团中央发出围绕“加强法律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和身心健康”、“净化网络和新媒体环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两个主题开展2014年度“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通知以来，全国各级团组织根据两个主题方向，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具体主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倾听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与同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充分沟通协商、形成共识，本报从即日起继续开辟“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专栏，反应各地调研、倾听和协商工作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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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日益增多的恶性事件，受到共青团组织的重点关注。在最近陆续公布的各地“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系列活动的调研报告中，团上海市委对这一类型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与以往“面对面”活动报告热衷于访谈青少年学生、普通青年本身的故事、案例不同，这份由团上海市委牵头完成的名为《上海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现状与发展》的调研报告，试图从政策引导层面，为未来上海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进行细分和规划。

    全程参与报告调查、撰写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社工系教师李希希对这一调研寄予厚望，“我还想继续把这个题目深入下去，研究清楚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究竟应该由哪几个方面来提供。”

    与团组织合作的过程，完全出乎李希希的预料，“原来以为只是为了应付政府活动而做这个调研，后来发现，这个选题意义重大。”这种感觉，在重庆女童摔婴事件发生后变得尤为强烈，“女孩的同学、老师、邻居事后开始回忆她过去的种种行为，如果有心理服务机构早一些发现、早一些预防，情况或许就不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心理健康服务的“到达率”究竟几何

    沈之菲是上海教科院普教所心理研究室主任，也是上海市12355青春在线热线电话的一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她曾在2012年对上海市17个区县1020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调查和访谈。在她看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到达率”上，青少年究竟有哪些途径能接触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具有心理咨询经验的专家如何才能有效接触到需要服务的青少年？

    在校园心理健康服务领域，调研充分的沈之菲是专家。她曾向团上海市委权益部负责“面对面”活动的干部朱虹建议，应当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焦点引向“心理健康服务”上，其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这类服务的“到达率”。

    沈之菲说，目前上海各个中小学校大多都能向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其中71.2%的高中拥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初中专职教师为35.4%，小学为7.6%。除专职教师外，兼职教师大多承担学科教学、班主任、行政等工作，无法在心理辅导工作上投注过多精力。

    这一点，从上海市12355热线的接听情况上可以找到佐证。据上海市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热线部部长周颖介绍，12355接到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咨询、求助电话中，有近4成来自青少年学生（含大中专院校学生）本人，另有5成来自学生家长。

    这些学生和家长有的并不知道学校里有心理咨询服务，有的虽然知道学校里有心理老师，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在校园里寻求帮助，“怕被其他同学、老师知道了，影响自己的形象。”

    根据团上海市委的调查，以12355热线为首的上海各类NGO组织，一定程度上对校园心理健康服务“到达率”形成了有效补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有了较为健全的校园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和与之形成互补的NGO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那能不能说此时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就健全了？能不能说此时的服务“到达率”已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了呢？

    学校、企业、NGO、医院和社工机构如何实现多方互补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李希希告诉记者：“我国大学的心理教育专业开办迄今不过10年，我们目前的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仅处在欧美发达国家1980、1990年代的水平，即公众大致了解、听说过心理健康，但并不够重视，且当下心理健康服务市场尚处于鱼龙混杂阶段。”

    这就导致主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人数非常少。而无论是校园心理咨询室，还是NGO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亦或是专业收费心理咨询机构、医院，都需要青少年学生或其家长来“主动求助”。

    “为什么会发生北大、复旦投毒案，投毒者肯定没有主动找过心理老师，否则结果不会这样。”李希希说，当前所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指心理咨询师坐在咨询室里帮助前来主动求助的患者，但很大一部分实际有心理问题的人并不会主动求助，因此难以被摸排到。她正在尝试通过研究探索一条全新的“互补路径”，在社工机构与学校、企业、NGO、医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由社工负责摸排，再根据受助者的不同需求转给不同机构。”

    这就像是把不治之症遏制在萌芽阶段一样，在治疗起来并不费劲的一级、二级病理阶段进行预防性心理疏导的效果，要远远大于在三级临床阶段的治疗。如果在各个阶段都能通过某个平台与各类专业机构接触，治愈率将更高。

    看似无意，上海12355热线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一名高一女生转学多次，均自称受到同学、老师的排挤而不得志，她甚至多次找老师谈话：“我有什么不对你们尽管说，我愿意积极改正。”但仍无果。她在接受精神科医院药物治疗的同时，给12355热线来电。

    热线部部长周颖特地安排一名有10余年心理咨询经验的专家志愿者与之对接。专家的建议是——药物治疗与心理咨询同步进行。最近一个季度，这个女孩每两周会给专家来电“聊天”，有特殊需要时还会参加专业机构的收费“面询”。

    一项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调研能起什么作用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李希希认为，与共青团组织合作是最为妥帖、高效且可持续的选择。一方面，上海团组织与社工机构联系紧密，有充足的社工资源；另一方面，上海12355热线能毫无保留地为这项研究提供无数鲜活的、具有样本意义的个案；第三，调研访谈全程都能得到各级团组织的全力支持，很多过去“不敢想”的部门也能调查到。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李希希在该中心其实也有几个医生朋友，但真正约访起来却有诸多困难，有的人出差，有的人对调研领域并不熟悉，还有的人要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

    通过团组织联系，“约访”这条路走得就“很宽”了。调研团队不仅顺利进入该中心，还能听到该领域知名医生杜亚松的“真心话”；通过学校教育系统团委，他们还走进了上海十余家颇具代表性的中小学校，有市重点、区重点，还有农民工子弟学校；通过工商系统团委，他们与沪上几大知名心理咨询机构也取得了联系。

    “宽度”之外，“深度”亦现，李希希的调研团队还听到了很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意见和建议，“过去约访，对方勉强同意后，讲的全是官话、套话，说自己经营得很好，没遇到困难等等；这回听到很多真心话。”

    与过去每年的“面对面”活动搜集大量普通青年样本不同，团上海市委的这次调研，被访谈者仅限于专业领域人士，包括心理咨询师、社工、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培训人员、心理医生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调研的专业性。难能可贵的是，本次“面对面”调研不仅发现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三级预防中的问题所在，还提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合适方案。

    在第一级预防层面（即针对全体青少年的预防，记者注），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主要在于“尽管学校普遍有心理教师，但是心理教师大多兼职，使得其心理健康服务的效果大打折扣”。可以尝试用“学校+社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即以学校心理健康课程及社区心理健康讲座为服务载体，以学校心理教师为主要服务提供者。

    在第二级预防层面（即指那些具有较强潜在危机因素，但并未发展为心理障碍的青少年，记者注），主要问题是“对需要重点预防的青少年缺乏明确的甄选与评估体系，不同的干预力量缺少分工合作和有效干预”。这时，应以“学校—社区”联动的团体心理辅导与个案咨询为服务载体，以学校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社会机构心理咨询师为服务提供者。

    在第三级预防（即特殊性的预防级别，指已出现较严重心理危机以及心理障碍的青少年，记者注）中，主要问题表现在服务需求与资源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应当以特殊群体（如犯罪青少年、吸毒青少年）的心理服务及心理障碍服务的心理治疗（如自闭症）为服务内容，以针对特殊群体的公益机构和精神科医生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第三层级的矛盾尤其突出。一方面，针对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公益服务机构中，一线的社会工作者普遍缺乏专业的心理治疗培训与资质认定；另一方面，具有专业资质的精神科医生们则难以接触这批被社会边缘化的青少年，无法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

    点睛

    为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到达率”，团上海市委的研究报告建议——在条件适合的社区内试点招投标开展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在条件适合的企事业单位内，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开展员工心理健康服务，提升青年员工的职业心理健康水平；在条件适合的学校里，开展社工联校服务，让学校的心理健康有效辐射社区，实现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工作的有效融合促进；针对特殊青少年群体，如涉罪未成年人关护工作，应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