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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咱家在哪里吗？”60岁的丁永和经常把小孙子抱到膝盖上，笑呵呵地问。过完这个春节才满3周岁的小不点儿，还不完全听得懂爷爷的话，只是眨巴着眼，似乎在等老人的回答。
老丁告诉孙子，他们的家在丁营村，安徽亳州，离现在打工的地方有1500里。他一遍遍地唠叨着“丁营村”3个字，要让后槽牙还没长全的孙子，“像记住爸爸的电话号码一样”，记住自己家乡的名字。
事实上，从10年前就出门打工的丁永和，一直辗转在天津静海县和河北省沧州、黄骅等地，只有一半的春节能回老家。他的大儿子丁黎明一家4口，也有两年没回去了。
“再难也要回家！”在马年春节临近时，同在天津打工的丁黎明暗暗下了决心。
只是，他们所住的村子离最近的火车售票点有200里地，不会上网也不懂电话购票的他，没有抢到一张回家的票，“大客（大型长途客车）实在也坐不上”。他和同村一个大高个儿老乡商量着：要不开车回？
他所指的车，是一辆平时干活用的农用三轮车。驾驶室里可以坐下两个人，敞篷车斗可以挤下十来人。从天津到安徽亳州，“连着开一天一夜就到了”。
听说有人有办法回家，在附近打工、买不到票的同乡，纷纷打电话要求加入。1月10日的午后，这个由34人组成的返乡小分队，驾驶着3辆农用三轮车，在重重的马达声中驶向1500里以外的故乡。
“五脏六腑都像要颠翻了一样”
丁黎明的三轮车打头阵。车斗里，坐着他的一家三代人，以及邻居一家和两个远亲。大高个儿老乡的车跟在后面，还有一辆三轮车拉着另一个9口之家。
北方刚刚进入三九，白天只有几摄氏度。一行人出发时，村庄路两边的树挂着薄薄的雾凇。
为了路上御寒，他们在三轮车4个角支起几根铁管，上面盖上两层塑料布，又用粗绳子将整个车厢“五花大绑”一番。车斗里，垫上厚厚一层玉米苞叶，再铺上两床被子，人坐进去后再盖上两层。
即便如此，人坐在车斗里，还是会随着三轮车发动机每一声“哒哒”的抖动而颤抖。特别是猛踩油门时，“五脏六腑都像要颠翻了一样”。
丁永和抱着两个小孙子坐在车斗后面。他患肥胖症的妹夫最怕颠簸，斜躺在靠近车头的位置。这个200多斤重的男人“占了3个人的地儿”——和平时一样，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他几岁的小儿子在爸爸肚子上玩耍。这一家人在天津打零工，也有两年没回家了。
两年前，丁黎明带着妻儿来天津打工，小儿子锦聪那时还不会说话。出发前两三天，小锦聪听到大人说春节回家，老是抱着爷爷大腿闹：“爷爷回老家啊！爷爷回老家啊！”
按最初的计划，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连续开24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到家了。每辆三轮车两个人轮流开，中间除了加油加水、短暂休息，车轮将会一直朝家的方向转动。
“安全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发起人之一的丁黎明说，“因为拉的都是亲戚朋友。”出发前几天，他将这台买了3年的“座驾”检修了一个遍。重新换了机油、电打火和前轮轮胎，甚至在车斗铺玉米苞叶时都反复斟酌：铺薄了不够暖和，铺厚了会让车厢变得太浅，人坐上去不安全。
父亲丁永和一直嘱咐“安全第一”，“不能踩大油门”。因为经常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他最清楚“坐大客，别的车不大敢撞你，但是没人给三马子（三轮车）让路”。
这辆三轮车，是老丁家的谋生工具。他们在天津打工，其实并没个固定工作。一家人租住在天津静海县临近河北沧州的一栋老房子里，平时靠接零活挣点生活费。
他们秋季给人拾棉花，弯七八十次腰才拾一斤，对应的工钱是5毛钱。有时跟别人栽花修路，老丁满脸络腮胡子，被晒得黑里透着红。而更多时候是收废品，甚至用手扒拉大大小小的垃圾堆，看里面有没有值钱东西。不论干什么，都离不开这台老丁眼里“俊俏”的三轮车。
这台车是丁黎明借钱买的，据说3年里没出过大毛病。“全家都指着它哩。”丁黎明说着拍拍车棚，像是抚摸自己的一个大宠物。三轮车驾驶室满是灰黑色，杂乱地放着工具，在车座上轻轻一拍，尘土飞起半米高。车斗底部的漆差不多掉光了，露出深红色的铁板。
开车回家时，这辆载重半吨的“大宠物”装进15个人，其中有5个小孩，年龄最小的是老丁不到3周岁的孙子，年纪最大的是老丁。大家在三轮车上坐着，不时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卡车呼啸而过，以及各种车喇叭的协奏曲，而三轮车里面，却相对安静得多。
心里很忐忑，“怕被交警逮着”
三辆车小心翼翼地行驶在返乡的路上。丁黎明在前面压着车速，不敢太快。大货车从旁边轰鸣而过，像是对着只有一人多高的三轮小弟耀武扬威。
在最前面开路的丁黎明，偶尔看下手机上面的地图导航，“跟着小箭头往前走”。他记得，从天津上104国道，过了山东德州再上105国道，这么一路往南，就可以到家了。
过节回家，成了这个时节中国数亿农民工最关切的话题。从1月8日开始的2014年春运中，将有40亿人次出行。湖南的几个大学生步行回家；有人选择了骑马。再过几天，广东的摩托车大军将会驶向湖南、湖北乃至更远的故乡。
搭三轮车回家的农民工王新成，原本都做好了回不了家的准备。他在河北沧州最北端的青县干着和丁黎明类似的零工。早早地，女儿就准备为父亲在网上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抢到。”王新成有些不解，“火车不行，就坐大客。”他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回去。
王新成收拾好衣服、被子，买了些土特产，装满两个大口袋，差不多三四十斤，手提肩扛着去10多里外的高速路服务区，“看能不能搭上回亳州老家的过路大客车”。但每次从下午三四点，等到晚上七八点，路过的大客车全都满员。
听说住在不远处的丁黎明和几个老乡准备开三轮车回家，王新成软磨硬泡地要搭车，又是说好话，又是给小孩买东西，最终成了“三轮部队”中的一员。
但他心里怕得要命。“主要怕出事故。”这个个头不高、留着板寸的农民说，“还有就是，我怕晕车，带篷的不带篷的我都晕”。甚至和他聊天时，一提到“汽油”、“呕吐”这样的字眼，他都会觉得“胃里直翻腾”。
不过，他还算幸运的。一位年过80岁的老人，想跟车回家过年，也正好参加孙子的婚礼，却因为“上车下车不方便”，开三轮车回家的人们怕他“受不了颠簸”，劝他留在天津的租住屋里。
三轮车离这位80岁的老人、离大家打工和居住的村子越来越远。他们只计划停车吃一顿饭，夜里也不休息。车上有方便面、火腿肠和饼干，每辆三轮车上还放着一壶热水。
沧州是三轮车队经过的第一座城市。丁黎明他们知道，三轮车属于货运车辆，不能载这么多人上路。所以到了沧州地界，心中不免忐忑起来，“怕被交警逮着”。
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午后两三点从天津静海的韩庄子村出发，到达沧州时已经下午5点以后，交警下班，可以侥幸逃脱。“沧州的交警下班了，后面德州的交警更应该下班了吧。”老丁寻思着。
车队从沧州外环驶过，畅通无阻。在过了沧州进山东德州的时候，丁黎明拣了个没人的地方，停下车，休整了一会儿。窝在车里的大人小孩出来伸伸懒腰，有的吃些东西，王新成早已受够了汽油味，躲到一旁哇哇吐起来。
车被扣了，但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丁黎明专门从三轮车的蓄电池引了一根电线到车棚里，装上小灯泡，里面也很亮堂。但是灯光下的大人们，不睡觉，似乎也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只偶尔家长里短地聊两句。倒是坐在爷爷怀里的小锦聪，最关心三轮车队的行程，想起来就问一句：“咋还不到家呀？”
到德州的时候，他们刚刚走过行程的四分之一。本想着过了德州就停下车，吃口热乎饭，然后一口气开到老家。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晚上七八点了，德州的交警还在路上值班。闯过了沧州，三辆捂得严严实实的三轮车在德州被扣了。
“里面的人搭着被子围坐一圈，脸上有些紧张。”一名交警拿起手电筒，掀开车棚上的塑料布，“有些大人立即用手遮住脸，小孩却都好奇地往外看”。小锦聪旁若无人地吃着泡面，脸都不抬，脑袋恨不能扎到面桶里面去。
“这种短途的农用车不允许载人，而且一旦发生意外，里边的人很难逃生。”德州交警直属一大队杜德军严肃地说。
但是，当老丁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交警将脸蛋红扑扑的小锦聪从车上抱下来，“那姑娘都心疼得眼里含着泪”，这位有4个孙子的爷爷意识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糟糕。
人们从车上下来，孩子们还穿着上车前换上的新衣服，站在穿着比较破旧的爸爸们跟前，显得很是光鲜。
执勤交警没有厉声批评，而是当即为他们联系宾馆。随后，交警大队指派民警开动5辆警车，把他们一路护送到宾馆。“那架势，从没体验过。”王新成说。
“让他们吃上口热饭，喝上口热水，睡个热被窝。”杜德军说着，拿起手机开始联系火车站，问有没有车票，得知没有后又马上联系德州鲁北客运中心。经过协商，客运公司愿意只收取成本费用，专门送这群坐不上大巴的农民工回家。
宾馆里，丁永和跟其他大人们聚到一起，一宿没睡。孩子哭哭闹闹，似乎并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丁黎明等6个司机，因为第二天要开车回家，怕孩子吵闹影响睡眠，晚上睡在外面的三轮车驾驶室里。
早上的雾霾，又将回家的行程延迟了半个小时。待雾散了，本来可以坐下四五十人的大巴车，只载着20几个大人、小孩朝他们故乡的方向出发了。坐在爷爷腿上的小锦聪，还是有事没事地问：“爷爷，咋还不到家呀？”语气和在三轮车上时一模一样。
小锦聪没有注意到，他爸爸并不在车上。下午5点，当大巴车到达丁家附近的临湖镇时，丁黎明和另外几个人，驾着三轮车依然行驶在105国道上。他们穿过黄河大桥，送走夕阳，加了7次油，凌晨才回到故乡。
去年，因为“没挣着什么钱”，丁老汉的3个儿子都没回来过年。“挣点钱根本不够花的。”丁黎明伸开手指算着说。去年除夕，丁黎明一家人没有吃年夜饭，“一觉睡到天亮”。
今年，丁家终于聚齐了。老丁和大儿子、孙子从天津回到丁营村约莫一周后，二儿子、三儿子分别从上海和西安赶了回来。他们置办年货，买了猪蹄、白菜、丸子和鞭炮，很是热闹，几乎没人注意堂屋角落里放着的两袋黄豆——那是全家14亩地去年下半年遭灾后的全部收成。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