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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四个决不允许”，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司法改革”这个热点话题的最新注脚。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锡锌教授。
职业化底线：“四个决不允许”
记者：在您看来，政法工作怎样才能做到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决不允许”？
王锡锌：有两方面：一是法院内部监督。法院应该建立案件质量控制制度，针对每一起当事人的投诉，法院有独立的委员会对案件质量进行评估、纠正、惩处措施。二是外部监督，最有效的查处机制是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提出“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和检务公开”。只有让当事人、公众媒体进行外在监督，才能够制约“内部行政化”的影响。
记者：您对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化管理有什么建议？
王锡锌：要在司法机关内部引入正向的激励机制。在制度上赋予法官、检察官更加独立的司法职权，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同时，建立对人员任职的制度保障，不会让行政领导对他们直接形成免职的压力，以致干扰司法公正。
在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统管”里，人是第一位的。但是人怎么统管？现有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如果法院、检察院的人员都由省级统管，那么市县一级人大还要不要产生法院？如果完全绕开，这和现行宪法是有矛盾的。
我认为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法官任命后，人事管理归到省级，如果没有明显渎职问题、特殊理由，不能由市县级人大随意免除法官职务。既做到任命权的落实，又没有违宪。
这种做法在欧美诸多国家都被采用。比如美国的州议会有很多权力，但州法院法官一旦任职后，在任期内不能随意被免职。
职业化管理还应建立起独立的法官、检察官职称评定、晋升体系。法院、检察院也可以比照高校管理，让专业化人员有与之相称的物质保障。
去行政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记者：关于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决定》说“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有学者认为这是保证司法独立的有效途径，您怎么看？
王锡锌：我认为此次开出的“药方”是明确了司法权不能被地方削弱，但并不足以“一揽子”达成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记者：为什么？
王锡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里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有两方面：外部与内部的行政化。“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收归省级管理”措施只是减弱了外部制约，也有可能在实际中加剧司法的内部行政化，强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从属关系。
记者：这使人们对我国现有的审级制度担忧：如果上级法院统管下级，上诉的意义是不是会消失呢？
王锡锌：我们不能指望单纯通过“去地方化”的措施就能达到司法独立公正。“去行政化”才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记者：对司法系统内部去行政化，您有何建议？
王锡锌：关键是怎样让职业法律人能够有独立审理和决定的权力，减弱审判庭庭长、审理委员会、院长、副院长对审判权的行政控制。应该讲，顶层设计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我认为它指向的就是解决内部行政化问题。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
王锡锌：关键是将司法审判人员和法院行政人员的管理体系彻底分开，按照职业化人员的特点进行管理，去除行政化。
权力下放：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记者：三中全会提出，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这有利于司法独立吗？
王锡锌：它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某些案件中的地方干扰。比如审理一个县里的重大案件，如果县法院审理，就容易受到县里方方面面 “打招呼”的影响。让别的县法院来审，就减轻了地方干扰。
目前，是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异地审理。而将来，这一权力将有下放的趋势。
记者：《决定》还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有人认为这是允许更多的自下而上尝试，倒逼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王锡锌：从本质上说，这是立法权进一步下放。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增长、管理的复杂程度都前所未有，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实际情况，赋予地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探索的权力非常必要。但地方的改革探索，又必须要和法治结合起来，要统一在宪法和法律之下。三中全会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立法权的进一步扁平化。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地方更多分权；一方面中央在统一做法上有更有效的机制，防止国家治理中的地方碎片化，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
记者：您对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有怎样的期望？
王锡锌：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共识，应该是法治化。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化是发展方向。在这个框架下，怎么改、改革利益怎么合理调整、成果怎么保障，都应该以法治的方式来展开。
我以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马拉松”，靠的是耐力。而法治就是改革赖以持续的耐力源。
如果改革成果没有用法治的形式规定下来，改革的可持续性就难以保障。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依靠法治稳扎稳打，让我们的国家治理有更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