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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学习物流专业的白永浩（化名），毕业后在物流行业打拼了几年，最终选择回到农村老家种地。2008年，他在北京郊区创办了一家农场，改批发为订单农业，走高效种植之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农业是一个低利润行业，同时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北京现在人工成本很高，我真的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比如农业相关补贴，对接上下游产业链。”白永浩表示，虽然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相关政策，“但这些年来，我真的没实际享受到什么具体的扶持政策。”
在白永浩看来，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其实一直在“帮强不帮弱”。农民享受补贴有一些具体的门槛，比如要有一定的投资额、规模等才能获得扶持，白永浩承包了200亩地，做种植也做养殖，还有电商农业，但是从政策的角度讲，他不符合获得补助的任何一个条件。白永浩解释说：“政府部门需要看到农民在建设方面的成果，比如盖了多少个大棚，种了多大面积的农作物，我今年可能达不到政府规定的数字，那是因为我有规划，每一步做什么都很清晰，在几个方面平衡发展，几年后达到这个能申请补贴的规模也没问题，但政府的政策照顾不到这些。”白永浩一直有个疑问，根据扶持政策，投入的初期得不到补贴，可是等发展起来了，补贴还能够起到扶持的作用吗？
申请补贴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要盖的章很多，要求的人也很多。“申请要通过乡镇、区县各个地方管理部门的盖章，哪个环节不求人送礼？”在家乡种了几年地，白永浩对政策补贴也看明白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白了，拿不拿得到补贴要看你有没有关系，这就是潜规则。而且，人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即使你想挤进去分一杯羹都很难。”
作为创业者，白永浩非常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对补贴的发放给予重视，加强监督，调整补贴发放方式，把补贴给真正需要的人。他说：“比如我没有建大棚，但是我创造了产值，我的销售单据你可以查到，我账号上有钱，这样能不能作为获得补贴的必要条件？为什么非要用硬件来说话呢？”白永浩认为，大家都在呼唤农业方面有大的变革和发展，这种大的发展一定是模式调整和新模式的加入才有机会，他现在就在尝试把农业与服务业相结合，提高农业附加值。
农产品市场还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在白永浩看来，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保障。中国不像外国是农场化运作，而是一家一户的承包模式，农产品价格不高，中间商还要赚钱，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低了，商贩去农民那里收购的时候就一定会压榨农民。即使价格低了农民还是得种地，那只能用一些方法来解决，于是各种化肥能用全用，再加上增产剂、膨大剂、催红素都用上，原来一亩地能产1000斤，这样就能产几千斤了。白永浩希望通过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方式，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但他又遇到了难题。
白永浩想把合作社注册在村里，因为这里离土地最近，但政府不允许公司在村里注册，他就只能把合作社注册在镇上。“为此，我还要在镇上租房子，一年要两万元租金，如果允许在村里注册，我们家就有房子，对创业者来说，资金本来就紧张，这种开销其实是可以省下的。”为了做好农业电商，白永浩还曾经试图成立一家物流公司，但却发现“买”不起虚拟地址，因为拥有这样一个地址要缴纳近百万元的税款。所谓的虚拟地址就是开发区管理部门给公司一个注册地址，但公司要保证每年向开发区缴纳一定的税款，等于是花钱“买”注册地。
从小就干农活儿的白永浩，原本想通过读书脱离农业，但大学毕业后，机缘巧合，他又回到了农村，做了几年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觉得“农业真的很需要大批有活力的年轻人进入才会有发展”，同时，政策应该向农业一线倾斜，切实解决问题，“为什么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么个小动作让大家都叫好？因为它真的为做企业的人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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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涛 实习生 黄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