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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医生”兰越峰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再次激烈反思过度医疗所带来的伤害。然而，四川绵阳市涪城区调查组的结论却将此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事实本身陷入五里雾中，让所有的讨论成为空中楼阁。
让我们稍微回顾该事件的原委——
50岁的兰越峰原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一位患者本来没有啥大问题，可是主治医生却要给他安装心脏起搏器，并要兰越峰配合出超声检查。这位女医生觉得太过了，没有出。医院用灾后捐款买彩超设备，明明是价值160万元的款项，却让兰越峰在230万元的发票上签字。这位女医生认为不科学，没有签。于是，医院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靠边站了。兰越峰无奈，只好天天坐在走廊里。
需要说明的是，兰越峰坦言，之前，为了“帮助”其他科室的收治住院病人，哪怕超声检查并无大碍，她也默契地凭空写一点点问题上去，直到良心再也无处安放。
行为艺术式的抗争和超出想象的情节，让这个故事迅速地流传起来。其实，它揭示的问题——过度医疗——却不新鲜，它已经困扰中国医疗体制几十年了。新医改所要解决的也正是它，起码人们的盼望是这样。然而，5年之后，人们赫然发现，此“病”非但未除，反而更为沉重了。如此，舆论不能不为之聚焦。
可是，10天之后，涪城区调查组却给出未发现涉事医院存乱象的结果，让人愕然不已——
对于医院过度医疗，相关医疗专家已作出具体判定结论，均未证实绵阳市人民医院具体医疗行为存在违反诊疗规范和医疗卫生行业相关规定的情况。对于医院收入“井喷式跨越增长”，联合调查组未发现绵阳市人民医院存在医疗收入非正常增长的现象，该院医疗收入增长与“过度医疗”问题不具有密切关联性。对于兰越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检查中，未发现兰越峰因举报和抵制“过度医疗”现象受到不公正处罚的情况。
调查报告最后写道，绵阳市人民医院存在：一是医疗服务质量不够高(医患沟通有缺陷、个别病历记录不全面、服务态度的投诉比例较高)；二是法制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管理不够规范；四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较为薄弱，如对兰越峰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细致、过于简单等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组由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抽调纪检监察、审计、卫生、社保、新农合专业人员15人，聘请市中心医院、市三医院、绵阳四0四医院、市肛肠医院、市骨科医院、市肿瘤医院等7家第三方医院的医学影像、心血管内科、妇产、财务等方面的专家11人。
对于这个结果，有人质疑。因为调查组成员本身即利益相关方，“由这样一个调查组来调查过度医疗，查出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走廊医生”事件最终归纳为思想政治工作不深入，荒谬大矣。至此，“走廊医生”也落入罗生门新闻之列。真相如何似乎已难知晓。
然而，即便“走廊医生”之事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它指出的问题却无人否认。中国医疗市场扭曲的证据不限于一个兰越峰的控诉：
中央电视台拿到一份超声检查称，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妇科，超声检查描述里竟然写前列腺；患者检查的部位是心脏，超声检查描述的是肾脏；患者检查的部位是甲状腺，超声检查描述的却是双眼……
《法治周末》则列出一串数据称，据统计，2000年中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两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多倍。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中国竟高达12∶1。何以如此？
光明网还转载了这样的事实：《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的给药途径分布，静脉注射给药占53.5%，其他途径注射给药，如肌肉注射，仅占2.7%。专家指出，明明吃药或打针能好的一点儿小病，非要用输液去解决，小题大做、有害无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度医疗”。
种种乱象说明中国的医疗市场重“病”缠身。论起缘由似乎也早为人们所熟悉：当年政府财政吃紧，想撂包袱，就想法儿把医院的奶给断了，说让他们到市场找食儿，并且允许他们加价卖药，此即为“以药养医”。这个口子一开不得了，医院、医生为了挣钱，其主要手法就是大检查、大处方，就是过度医疗。本不用吃药的吃药了，本不用手术的手术了，本不用住院的住院了。
既然“病”症不罕见，“病”因已找到，为何久治不愈？数十年间，政府一再出禁令，舆论一再声讨，改革一再推行，却仍然难有改变，这到底是何道理？这些问题折射的其实是医改的巨大困境。
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最近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改了这么久，实际上核心问题还“没有真正起步”，所谓的“医改进入深水区”不过是一句含糊话，至于深水在哪儿，要往哪里游，全然不知。他认为，医改要注重顶层设计，就是要将重点转向“预防为主”，这才是卫生部门医疗工作转型的大是大非问题。
对于他的观点，很多人深以为是。如果医生的工作主要放在令人不生病上，那么过度医疗肯定就不治自愈了。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甚至说得更直接些：在健康维护的“疾病预防-临床诊疗-临终关怀”三个有机环节中，医改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临床诊疗阶段，疾病预防做得不够，因为它不能给机构带来经济利益，也没有“显性政绩”。
他还评价说，过去几年的医改，更多是在技术层面使蛮力，比如取消以药养医，号召医生多点执业，推行医院等级评审等，左冲右突，到头来也没有真正突围，真正指向重点难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等，也难形成气候。
庄一强的话在“走廊医生”事件中颇能显示其意义。因为兰越峰讲到，医生过度医疗的表象下面是有一套创收机制在支持的，并非纯粹良心坏死。这套机制包括明确的经济指标体系和人员考核办法等。在此机制下，科室收入多少、医生奖金几何直接取决于从患者身上“割多少肉下来”。于是，在缺乏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科室、医生不免就大割特割起来，以至于发展出科室的“双算”分成办法，以至于“谁挡道就推倒谁”，即便你曾经是自己人。
面对此种情况，道德的重申和谴责已显多余。不管你骂医生是披着白衣的狼也好，也无论你翻出发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罢，在强大的组织和系统的制度面前，它都显得苍白无力。它已然不能约束医生走向堕落，同时也无法为他们抵抗腐蚀时提供保护。
诚如庄一强所说，医改要在体制上下功夫。如果想改变过度医疗，不让医生的手乱动，根本的要改变医生、医院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同一场牌局，要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玩家的行为，而不是靠看似痛快的道德说教。
现在，医院和医生的状态早已不是当年以药养医启动之初可比，妄想通过简单的取消药品加成隔断医药利益输送不免太过幼稚。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门”中，人们已经发现，医生和药企之间早已形成了隐秘而牢固的利益纽带，其中花样之多让人错愕，它已经不可能靠形式上的办法就能剪断和裁除——即使医院不设药房，医药代表进不了科室，药企就不知道哪个医生卖了他们的药了么，就不知道该给谁回扣么？
“走廊医生”事件则向人们揭示，在医院内部，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它不仅细密、复杂而有效率，而且能够“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不和我们玩，你就滚蛋。
种种景象告诉人们，医改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要敢于碰“硬”。医生的处方权必须加以规制，必须更为透明，置之于社会各方监督之下，方能使之不再沦为药厂、医疗器械厂的衍生物。同时，医生的收入必须来自他为患者服务的价值，而非为药厂工作的卖力程度。
与此同时，政府与医院的关系也需谨慎梳理。在“走廊医生”事件中即可看到，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利益相关方，它的公信力已然损伤。新医改的另一项任务管办分开似乎更需发力。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它妨碍太多人的利益。可是，既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那就不要寄希望任何捷径。这里没有懒可偷。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