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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去姥姥家过年，是一件大事。
姥姥家在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汽车只到临近的“马头集”，剩下的30里地都靠步行。
据说，我1岁多时第一次去姥姥家过年。下了车，我爸用借来的扁担，前面挑着行李，后面挑着我，我被装在一只桶里。他一边走，一边跟两手空空的妈妈瞎贫：“这位大姐，能多给点儿钱吗？您看东西这么重，我又这么卖力……”竟有路人帮腔：“是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妈妈说起这个段子，总是哈哈大笑。
我真正对去姥姥家有记忆，已是小学四年级。
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没有冰。腊月二十九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妈妈拎着大包小包，甚至带了一辆自行车。我们在路边站着，直至厂里的司机郑叔叔开着东风大卡车出现。
驾驶室离地面好远。
天还是黑的，出合肥市区是小蜀山，车灯闪烁。爸爸一支接一支给郑叔叔递烟，还陪他说话，我很快睡去，又很快在烟雾缭绕中被呛醒。
“就送你们到这儿啦！”至六安汽车站，郑叔叔把我们放下。
我想吃车站旁大排档的胡辣汤，被妈妈打了手，“脏！”她打开随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粢饭。
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寿县的车。
车很少，也没有固定的点儿，买了票，一遍遍去窗口问什么时候发车。“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车呢？却遥遥无期。
午饭还是粢饭，坐在车站候车室红漆斑驳的木椅上，每个人都在做两件事：一边挥手赶苍蝇，一边打发一拨拨的乞丐。下午1点，忽然广播提示去寿县的旅客做准备，呼啦啦，人群扑向指定的那辆车。爸爸和司机说了半天，终于，自行车不用绑在车顶，放在我们座位旁的过道上。
我的脚边是咯咯叫的母鸡。可怕的是它还有可能啄我的脚，心惊胆战，又在局促空间不停躲闪，我竟吓得没敢睡，而困意在下车后袭来。这时，我才知道自行车的用处，“我带着行李在后面走，你妈骑车带你先行。”爸爸解释道。
比小蜀山、母鸡还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我妈的车技。
让他们自信的理由是这30里地不通车，“撞也撞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忘记，一路上坑坑洼洼，而我们车马劳顿，我已困得不行。没多久，爸爸妈妈又会师了——爸爸走着走着，忽然在路边捡到我，在剧烈的颠簸中，我从车上摔下来；而妈妈骑着骑着觉得身轻如燕，往回一看，孩子没了，也哭着往回找。
有惊无险。但为避免悲剧重演，妈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进。
天又黑了，“还好今年没下雪，路上没有冰”，他们在路上喃喃。
“等以后通了车……”他们开始畅想未来。
“我就希望能一趟车到，哪怕从早坐到晚。”这是妈妈的终极梦想。
“要是干脆不用回来……把你娘接到合肥。”爸爸另有思路。
“还有几站？”这时，我对距离的测算还以公交车的“站”为单位。“就一站了！”他俩异口同声。
路口，有人拿着手电筒，是二姨。
我们看清彼此后欢呼起来，二姨一把拽过行李，有些嗔怪：“我从下午4点就在这看了！”
小路绕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门前停住。二姨边拍门边喊：“合肥的回来了！”门打开，许多人站起来，都是亲戚。他们说着带侉音的土话，热情招呼我们，姥姥在正中间笑着。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今年去哪儿过年？”电话中，我明知故问——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妈妈悲痛欲绝，我以为从此他们都留在合肥过年。
“回寿县。”妈妈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解释，姥姥跟二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每年春节大家都回去。不能老人刚走，就让二姨伤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开车两小时就到。”这话让我瞬间想起25年前她的“终极梦想”。我提醒妈妈，捎带提起小蜀山、母鸡、摔下自行车后座的春运往事。
“以前过年真是奔波，现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无处奔波。”妈妈叹口气，又强调一遍，“所以，今年还回你姥姥家。”
林特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