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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杭大运河北，家在京杭大运河南，如果这条大运河现在还通航，我回家应该是件很风雅的事情。不过，过年回家因为特殊的时间节点，从来都和悠闲、惬意等形容词无关，这注定是一趟混杂了焦躁与甜蜜、混乱与坚定的旅程。
在社会学家的眼里，回家是和人口迁徙、城市移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然整天都在家，何来“回”的说法。所以我回家要从来北京上大学后开始算，迄今也快7年了。和其他人或惊心动魄或人在囧途的回家之路相比，我的归程乏善可陈。学生嘛，上午考完试下午就撤，往往不用等到春运挤硬座、临客，眼睛一闭一睁，一夜的火车就到家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奥运会那年。
2008年，在北京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会与奥运会拉上一点关系。有学生排练开幕式，有大爷大妈义务巡逻，我也成为一名志愿者，在那年8月的水立方里，见到了郭晶晶、菲尔普斯等体育明星。所付出的代价是要在2月初参加一场场馆测试赛，比赛结束后，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这是我回家最晚的一年。
过年迫在眉睫，靠自己买南下的火车票几无可能，那会儿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每天往返北京与杭州之间的仅有3趟火车。所幸学校同情我们这群热衷当志愿者的学生，帮我们买到了一张硬座票。握着这张救命车票，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1633公里，15个小时31分种，坐着，一路向南。
如果不介意座位不舒服、人多、空气差，其实硬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有趣。尤其是春运列车，从上车的那一刻开始，这一车厢的人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理想——回家，于是气氛分外和谐。
我的行李不多，所以并不着急上车抢占行李架。但这会儿才回家的一般不是学生，大都是在外工作的人，他们显然要把一年的收成都带回家，家里大概也有好几双热切的眼睛盼望着。看过某都市报做的一个春运专题，在火车站随机采访大家都带什么回家。其中有人扛着4箱当地的特产橘子、有人抱着给女儿的大洋娃娃、有人小心提着给父亲的白酒。我那年带了一张志愿者的证件，想着回去给爸妈炫耀下：“水立方哦！奥运会哦！”
硬座最让人不爽的就是睡不着觉，我向来是只有“横着”才能睡着，虽然车厢里一片安宁，连卖老虎牌万金油、穿不烂袜子的销售员都难得嗓门不大。经过漫长的一夜，当疲惫不堪的我看到车窗外的主色调不再是黄色，而有了流水和绿树时，才有了一点激动。我知道，快了、快了，江南的湿润空气已经慢慢浸入我的五脏六腑。
爸爸照例已在车站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家，不管之间隔了多久，见到爸爸时我俩都特别平静，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只有一次，听到同来的妈妈随口说了一句你爸这几年有白头发了，我突然沉默。
我对家的一切印象仍停留在18岁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爸妈对我应该也是如此。在逐步成为大龄女青年的岁月里，我和父母的生活互相缺席。而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人长大，有人老去。于是，近乡情更怯。
每年回家，都见媒体或是蹲守在火车站，或是全程跟踪一趟春运列车，寻找回家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的要义都是一样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而我只关心，在家那头等我的人，怎样才能不变呢？
斌斌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