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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岁参加工作之前，我一直单纯地认为，春节是中国所有家庭的年度大聚。那些四处奔袭的游子、寄居都市的灵魂、求学他乡的学生，都会拼尽全力在节前回到当初出发的地方，在“回家过年”的信念下成为无比幸福的人。而那些航班、火车、早餐摊位、一爿小店，以及各种值夜班、轮夜岗、站夜哨，都应该以“过节”这个合理合情的理由暂停——至少，它们得在除夕夜那一晚暂停一下吧？
直到工作3个月后的初秋，我确认，拿工资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会遵循单位“新同志值班老同志休息”的惯例，延后一周。
好不容易得来的公务员岗位不能丢，只能想办法在节前节后多回两趟1000公里外的老家。爸妈嘴上说原谅理解支持，可从供暖季开始，他们就忙不迭地打探我回家的具体日期。
12月中旬一次外出开会的机会，到离家300公里的城市。我主动请缨前往，寻思着利用会后的周末回家看看。
你可以想象，两天会期，爸妈各种短信询问：分别组织两场家庭聚餐以“答谢”两边的亲人怎样？聚餐的场所与档次中等怎样？给爷爷奶奶姥姥封红包怎样？
只记得那个周末，在北方常见的能容纳20人的大圆桌上，大表妹从省城回来，给我看了她手机里的未婚夫；小表妹在抱怨中向我讨教“高二文科的学习重点”；三姑计算着到株洲学习的姑父还有多少日子回来；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端坐餐厅的“福”字下，身着锦缎唐装——他们拒绝了我送上的红包，“在外面才不容易，能省则省”。
那晚酒足饭饱之后，我让爸妈打车回家，自己踏上了读书时常坐的、横穿城市的9路汽车。公交车穿过3个繁华商圈，我看见窗外霓虹弥漫。那个不能参加的故乡的年，就这样在一场家庭团圆之后，在公交车上，在闹哄哄的城市夜晚，提前到来并且温暖了我。
我的节后调休，从大年初七到正月十五。
和想象中一样，当我初八早晨到家，爸妈都是请了半天假才在第一时间迎接到我的。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大表妹已经开始看各种报表，小表妹的节后强化补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姑妈姨妈伯父舅舅们，也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开始了新的一年。
春节假期之后的城市，让我的调休寡淡了许多。爸妈鼓动我，家里聚不起来，你出去溜达溜达？正月初十，我决定带着家里唯一的“闲人”——刚上初一的表弟，爬华山去。
妈只觉我的计划“疯狂至极”：我初三那年夏天，全家人去登西岳，都吓个半死——更何况此时是滴水成冰的冬日。所以从到达华山北站，我就以两小时一次的频率，用短信给爸妈汇报行程。
第二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坐在电脑前一边整理照片，一边给妈讲旅途中的种种见闻。那是我第一次那么确定地从安土重迁的母亲眼里读出了“向往”。
“也不知道下一次去华山是什么时候了。”我略带伤感地说。“真是的，早知道我也该请一天假和你们去。”49岁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出的这句话，成为温热我那一年的母爱。
最大的爱是陪伴。而爸呢？
正月十四上午就要离家返程的我，没机会在家吃元宵了。头天晚上我抱怨起这个零落的春节，妈说，没事儿，今天已经把元宵买回来了，明早喊你爸煮就是了。
第二天的早饭是我最爱的炒疙瘩和油茶汤，我吃到一半才想起来：说好的元宵呢？
父亲大惊，哎呀，竟然真给忘了！这就煮，这就煮……
我当然觉得太费事，却被爸一句话拦下来：不吃哪行，一会儿就上路了，过年呢，该有的都得有。
元宵节那天，我在卧铺车厢里打开行囊，发现背包里塞着十几张摊好的春饼。我短信问爸：是不是姥姥烙好你们放的？
爸回：你妈让你路上吃，你们那儿又没这春饼。
时至今日，那样东突西奔的春节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但家庭聚会的温馨，爸妈细小琐碎的爱，以及回程路上那一包春饼，让我始终感念父母之恩、家庭之爱。
如果可能，我想我会把每一个完整的春节留给爸妈和亲人，而不是让它在路上。
故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