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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过年回家吗？”
“回的。你呢？”
“要等到初二了。大年三十做头的人多，下午才放假。我的家在山上，公交车只能到县城，还得走4个小时山路。”
……
2011年我春节回家的归程是在与美发店小工这番谈话后开始的。大约12个小时后，我被朋友用汽车喇叭唤醒，拉着旅行箱和一箱特等富士苹果奔向机场。
大雪将至的西北清晨是灰蓝色的，空气中弥散着焦糊的味道。车上空调很暖，我闭上眼睛。车开进机场高速，朋友突然开口：你走不了了。我睁开眼睛，指甲大的雪花飘落下来。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报航班滞留的情况。朋友耐心地说：在机场要耐心地等待。我点点头，有点迷茫。
“李女士，你的行李超重，请到西3窗口办理托运手续。”哇，可恶的苹果，托运费足足100元。顿足捶胸之时，电话响，是母亲。“到机场了吗？你上机时你妹就开车出动。”“不要，这里大雪，正在等消息。”那边有粗重的叹息声。
这时是上午9点，我从手提的皮包里取出淡粉色的小保温杯，从兜里掏出一个摩卡咖啡包，把自己安置在登机口最角落的位置上。窗外的停机坪已经被雪掩盖了浅浅的一层，窗边几个大学生嬉笑着正在拍照合影。坐在我前面的乘客，锁着眉毛，不停地抖腿，看起来归心似箭。
几乎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一个小时后，机场宣布暂时关闭。去接水回来，看见乘客们围住一位服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地嚷起来：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午饭？别的公司早派饭了！20分钟后，我跟着其他人拿机票领了盒饭和汤。刚放下饭盒，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叫我们集合，我们一行人跟着他快速地走出大厅。他简单地说明了情况，航班取消，我们需要在预订的酒店过夜。然后，他指了指对面停靠的两辆大巴车，我就这样又被带回了市内。
分房间时，刚才拍照的学生中有一位走到我的面前：姐姐，我女同学可以和你住一间吗？得到我的允许后，他向后面羞怯的女孩招了招手。
这座酒店，离我家不足7公里，我可以轻松地回家，但一个念头，让我选择留在这里。
这个念头是在大巴车上产生的。不知怎么，在从机场回城的大巴车上，就好像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无处不让我新奇。也许是那种身不由己地被夹在人群中的漂泊感，使我有了重新看看这座城市的冲动。回绝了一帮朋友去唱歌的邀请，我一个人走向灯火阑珊的街道。
巨大的法桐叶子还没完全落光，护城河公园的花圃上还有几朵早已干枯的玫瑰。这个城市就是这样，什么都败落得不彻底，就像这里的人至今仍保持着大唐子民的矜持。
街上的人大多看不清表情，从我身边穿过时带走清冽的风。护城河河面结着冰，入城的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中国结。
我缓慢地向前走，记忆却哗啦啦来到12年前——那是我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一个穿浅蓝色棉衣、黑色长裤的短发女孩，前途未卜，对于理想和未来，完全看不到方向。那时，我喜欢一条古老的街道，它由陈旧的青石板铺成，并不平坦，售卖文房四宝和零星的玉器。而我，尤其喜欢入口处的一家台湾卤肉饭。第一次去，我对身旁的女孩说：我在梦里见过这里。
那时我什么都没有，心里却永远满满的，如果你问我那撑满内心的是什么？也许是一点点希望，还有无知者的无畏。
然后，就是匆匆而过的12年。这12年里，我过得好吗？我过得差吗？答案就像被滞留的这段旅程，被裹挟在人群里沉默前行，超载、负重、偶尔搭搭顺风车，接受命运的安排，即便是在困难的环境里，也有不露声色的优雅。
想起电影《人在囧途》中，扮演老板的徐铮说：我是一个老板，我的员工都不喜欢我，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灰太狼”；我是一个丈夫，可我在外面养小三；也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父亲，我儿子的幼儿园老师都不认识我；我也不是个好情人，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我的人生就像这段旅行一样狼狈……
每一次旅程，都是人们反观自己的开始。写下这句话后，我打开电脑，为自己预订了回家的机票。
李轶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