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住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长坝镇山根村王坪社的十几个年轻人起了个大早,郑重其事地聚在一起开会。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故乡。可是,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故乡吗?我们是否讲得出祖祖辈辈流传的民间传说?是否叫得出故乡每一座山头的名字?是否会唱乡亲们耳熟能详的古老歌谣……”这是这十几个年轻人的发问。
不光年轻人对家乡产生疏离感,父辈们对故乡的情感也似乎不如往昔。
“父辈北上内蒙古、西进新疆,年轻人南下广东、东至江浙……王坪逐渐成为空巢。在农忙季节,田间找不出青壮年。节日的气氛已不再浓厚,就连春节都显得冷清凄凉。以前,虽然经济上相对落后,但大家总是互相帮助。现在,人们对身边的事情变得漠不关心。”在大四学生瞿克忠的讲述中,家乡王坪早已不复往昔的和谐,甚至为惠民而修的一条能通大车的道路,也只是引来了更多的砍伐者。
如何恢复家乡之美?经过7个小时的讨论,这些年轻人决定从自己做起,成立王坪爱乡会,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
当故乡成为不少人忌谈的地名,当更多年轻人选择逃离故乡之时,这些从大城市回到王坪的年轻人决定重新发现故乡。
别让故乡成为孤儿
为了呼吁大家回归乡土,2012年年末,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以下简称“爱故乡”)公益活动。
想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不难,每个人需要做的只是一些“小事”:可以保护一座老房子,或是一棵古树,或者动员起哪怕一次垃圾清理活动,也可以写一个家乡手工艺人的故事,甚至为自己的村庄写一部村志……“爱故乡”只是希望大家通过记录故乡的容颜、生活和人物,发现故乡之美,反思当下社会。
活动启动至今,用创办者的话说,它走得“踉踉跄跄,柔弱得像风中的芦苇”。但在2014年,它在继续生长,并记录那些可能被许多父辈都遗忘了的故乡。
瞿克忠和同伴就是“爱故乡”的参与者。由于教育落后,直到2008年,王坪才出了大学生。2010年考上大连理工大学的瞿克忠是这个村里的第三批大学生,上大学是他第一次走出故乡。刚来到寝室时,几个小伙子彼此还很陌生,大家的话题从聊家乡开始,可瞿克忠发现,在许多同龄人眼中,家乡的面目早已变得不再可爱。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繁荣向上,农村却处于空心化,逐渐走向衰落和消亡的边缘。今天的中国,有多少村庄的传统文化习俗已消亡殆尽,丧失了灵魂的村庄沦落为社会的孤儿,王坪也不免如此。近几年来,村庄空巢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由此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衰败。”瞿克忠对这一现象很忧虑。
该如何重拾对家乡的爱?瞿克忠在想。而在距离他生活的村落近2000公里之外的港口村,也发生着同样的故事。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女儿,但是自从上学以后我就离农村越来越远。”如果不是因为2011年接到老家房子要拆迁的通知,公益律师、六艺国学馆馆长陈岳琴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隐匿着历史的老房子的故事。
陈岳琴是“爱故乡”活动的参与者,她的老家在浙江省松阳县港口村。被拆迁的房子是爷爷奶奶传给她的小木屋,门口有一块“坟碑”。
直到要拆迁,陈岳琴才得知,木屋曾是古渡口卖船票的小屋,而家门前的碑并非“坟碑”,经专家考证,它竟是南宋时期的路碑。屋前一条不起眼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更是早在东汉年间就已形成的古道。
得知这些,陈岳琴万分意外:“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对家乡这些人文历史、古迹都不知道,老家虽然被拆迁了,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她带着些许愧疚的心情想要为家乡做点事儿。
拿什么爱你,故乡
“从前,城南北街有个孙员外,孙员外有夫人苏氏,孙员外因万贯的家财,享有‘天下第一员外’之称……”这并不是某篇小说的开头,它是一则“长”在乡野中的寓言,如今,被收录在王坪文化网站中。故事的书写者,正是瞿克忠和他的几个同乡。
2013年寒假,瞿克忠等四位王坪的大学生用两个月时间向村民搜集资料,有些艰难地让上了年纪的村民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古老的故事讲出来。其中有神话,有历史故事,有地理知识,也有藏在大山里的歌谣。由这些讲述整理而成的文字资料共5万多字,成为一部王坪的“村志”。
了解王坪的历史,只是第一步,为了密切与乡里关系,刚成立的王坪爱乡会还在春节期间举办了趣味运动会、迎春晚会、象棋比赛等活动,村里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瞿克忠说,爱故乡,他们将会做更多。
在与瞿克忠一样年纪时一门心思想着要远走高飞的陈岳琴,如今也回到故乡,做着同样的事。了解港口村的历史后,她开始着手书写故乡的历史、人文、港口、村记。
为了能更好地保护港口村, 2月6日,陈岳琴和朋友一同寻找到小港河的源头,以确定港口村河流的保护范围。陈岳琴称,如此是想唤起村民保护小港河的意识,它符合国家一类水质——即饮用水级别,这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
除了保护河流,陈岳琴也打算,将因拆迁而被掩埋的古道重新挖掘、修复。此外,她还想将自己的村子变成中国吟诗村,“要做到诗意的栖居,真正达到标准的只有在农村,尤其是那些没有被开发的农村”。
爱故乡这条路,对于陈岳琴而言并不难。可对住在山东省茌平县的教育局副科级督学石绪军而言,想要改变故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按照现在的标准,石绪军是个“凤凰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如今,从事教育工作的他,又回到了农村,原因只有一个:想为农村的教育做些贡献。
尽管现在的农村富裕了,但似乎并未摆脱“文化沙漠”的影子。
“一方面农村附近没有书店、博物馆、公园之类的文化场所和娱乐设施,另一方面,农村的家长也不愿专程去城里花几十块钱为孩子买书读。”尽管如此,石绪军看到有一点是清晰的:孩子们要为将来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做准备。
然而,现实又与这一愿望相去甚远。“教室里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孩子们坐在简陋的课桌后,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讲课。课本里的内容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陌生,那可能是他们这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和永远也不会用到的知识。”石绪军特别强调,有的老师是代课教师,学历并不高。
以上情况,让许多孩子失去了学习兴趣。为此,石绪军开始从自己最熟悉的语文课入手做出改变。他让同学多读课外书,提供了阅读书目,在课堂上放映名著改编的电影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甚至为孩子们诵读课文,让他们一定学好普通话。
这在不少家长和老师看来,是离经叛道之举,因此,石绪军只能不断说服大家。他并不想特立独行,只是想让孩子们离外面的世界近一些。
爱故乡要守住底线
“爱故乡”活动的众多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对这一现象,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解释说:“‘爱故乡’并没有将故乡的概念限定在乡村,但这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造成的。现在,90%的人往前数三代都是农村人。因此,当我们谈到中华文明时,其根基所在不是城市而是乡村。”
张孝德认为,我们要从新的视角认识乡村文明。同时他也发现,确实有大批人在返乡。
“现代工业文明有四大中毒现象,GDP中毒、空气中毒、食物中毒、精神中毒。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需要一个解毒的地方,大家把眼光投向故乡。”张孝德说。
据张孝德分析,未来将有几类人回到乡村,第一类是“新告老还乡者“ 。他们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知识分子。未来5到8年,他们中的80%将退休,会有一批人带着智慧、资金回归农村,建设家乡。第二类是改革开放后,出来打工的2.5亿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年龄将达六七十岁,需要回乡养老。第三类,新下乡知识青年。随着城市就业难和乡村的发展,最近几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趋势。第四类,随着中国逆城市化出现,一批城市人会回到乡村养老或从事乡村产业的经营。第五类是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4000万华侨同胞将会有一部分回乡寻根。未来,如果这个高潮来了,中国乡村的复兴,将不再是个故事,而是现实。
陈岳琴同意这一说法:“基于现在的发展状况,我认为中国发展机会的第四波浪潮到了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如此看来,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历史拐点或许正在出现。同时,张孝德提醒,在回归故乡、爱故乡时,我们要守住三条“底线”。
“第一,要保护20%仍守望在家中的老人,还有乡村中20%贫困的家庭,以及从事农业的20%农民,从乡村文明复兴的角度讲,保住他们就保住了根;第二,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为游子留下回归的巢;第三,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兴的根。”张孝德认为,守住这些,就守住了复兴的希望。
当然,在面对是否会留在家乡这一问题时,答案不一,瞿克忠表示,希望留在城市,他说:“在城市,我能将更多有益于乡村建设的理念和方式带回农村。”瞿克忠心里从来都惦记着这片黄土,他的一首诗或许已做出最好的回答。
假如我是一只萤火虫/我也应该用微弱的一点光照亮/那在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的孩童/那在烛光下一针一线地做着女红的母亲/那黑夜里儿时走过的僻静的乡间小路/和那生我养我的一黄土/然后我死了/连尸体也腐烂在草丛里面/为什么我的灵魂依旧眷恋这黄土地/因为我对她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