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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沙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每到过年，返乡的人们就喜欢写“二三四五线城市互联网现状”的文章，借着这股东风，我想到了我的同学沙在西北农村做的田野调查。当我们捧着iPhone抢着微信红包，手指在玻璃屏幕上刷着Flappy Bird，跟身处异乡的朋友Facetime，用一张互联网把世界圈成一个地球村的时候，那些真正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又在用互联网做什么呢？
沙在小村调研100天，这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我进小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开始是没注意到互联网使用这个主题的——因为那里压根就没有网。我们几个同学的手机到了村里就只有打电话的信号了，带的电脑也只能玩玩本机游戏，想要查收导师发来的邮件，还得千里迢迢跑去镇上的网吧，忍受龟速网速，别说刷微博了，登陆都困难。
不过，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手机。无论对谁，手机的第一功能毫无疑问是打电话。毕竟过去隔着山峁喊话太费力。但除了打电话之外，手机在村里的第二功能竟然是看黄片。
小村很多人的手机里都存着黄片，尤其是50岁上下的中年男人。一天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看，甚至问我要看哪种类型的。我知道他们不会上网，问从哪里来的片子。有人说，镇上的网吧提供专门的下载业务，一个片子一元钱，他们会定期去网吧更新。
可是，我没有发现村民使用手机上网、发短信、记事等，使用文字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发现，村里人对网络的态度并非抵触，反而有些羡慕。村里能上网的人很稀罕，只有在村里开小卖部的志明家里有带网络的电脑。志明只有30多岁，在这个家族辈分长幼排序的村子，他原本只是个晚辈，按理说大事都还轮不上他说话。但正是因为他家里可以上网，志明成了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大家对待他的态度就好像对待长辈，都说他“懂得多”、“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说一大套”。
的确，因为上网，志明知道的比村里其他人多。他知道村支书在外面的所有荣誉，村里其他人都说不标准，但是志明就可以在聊天儿中一本正经地纠正别人，那不是“人大代表”，是“党代表”。
你听上去可能觉得知晓这些信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小村，能够准确说出这些信息的人，除了年长的智者，就只有志明了。这让志明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连修家谱这种事情都交给他了——要知道，修家谱这样的大事过去都是长辈负责，根本轮不上志明这样的年轻人。
除此之外，上网还赋予志明一种特权。比如我们到了村里，志明常常拿着U盘来找我们用电脑copy东西，他摆出很有文化的姿态来问我们象棋的残局，还要跟我们讨论《人民日报》的文章。不管聊天儿内容多诡异，能够海阔天空（至少是看上去的）跟新来村子里的清华学生畅谈，也让他在村里很出风头。
在小村观察这段时间，我在想，现在很多机构做“乡村媒介实验”，研究村民的媒介使用习惯，常常半年之后就说发现了他们的媒介使用规律，最后的成果是办杂志、出黑板报、建网站等等。可我觉得有点搞笑，且不说村民对文字掌握并不娴熟，有天生的距离感，单从“生活习惯”讲，上网怎么可能成为山沟沟里农民的生活习惯。我问村民看不看电视，他们回答得最多的是“揽工么，顾不上看电视”。电视机普及已经有数十年了，况且顾不上，如何顾得上互联网？
如今的乡村，尤其是“先进村”、“试点村”，实在不缺“墙上的”、“架子上的”材料，缺的是，村民能够实实在在接受，并应用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去的传播方式。
为什么要让手机、互联网等下乡？一来无非娱乐，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来则是致富，让他们获取和掌握更多的信息。可当我们要求手机、互联网下乡却不受村民欢迎，很多农民不用这些新玩意做我们想让他做的事情。怎么办？应该去反思他们为什么不接受。
据我的观察，这些东西不符合乡村的需求。内容是对的，但承载这些致富信息、娱乐信息的媒介不对。要村民们接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一不能强迫，不能把自己定义为“现代社会的传教士”去“教化”“未开化”的他们，二不能坐着等待。我想，我们可以尝试着了解并尊重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了解每一个时间段农民的媒介需求，农村社会的需求，进而有所作为。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