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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北京的一周，黄焕铿流了三次鼻血。这位来自广东潮汕的小伙子不适应的，不仅仅是北方干燥的空气。
90后黄焕铿参加工作刚刚半年，他的名片上，已经印上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渔基金“事业发展部主管”的头衔。这家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过十几人，大部分是“半路出家”，未曾接受过公益慈善的专业教育。
而黄焕铿是个例外。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的首批毕业生，中心开设的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也是国内首个针对本科生的公益慈善类专业教育。
“如果不打算把公益慈善作为职业选择，我不主张年轻人来。想挣大钱？不可能。”已经年逾花甲的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说，这个行业普遍面临着流动性大、社会待遇不高的问题。
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现实窘境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中已展露无遗。该报告由“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完成。报告显示，专业募捐人才的紧缺是让诸多基金会头疼的问题。当前募捐人员占所有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比例仅为9.7%，不足总员工数的十分之一，且77.5%的人在岗时间不足3年，甚至有23%的人没有任何该方面从业经历。除了急缺募捐人才，如筹资、技术、财务等人才在基金会中均十分稀缺。
在调查报告中，基金会工作人员选择该职业的原因，主要是认同机构价值理念，其次是认为该机构能为自己提供职业发展的良好平台。由于巨大的专业人才缺口，基金会在招聘人员时，首先看员工的实践经验，其次才是奉献精神。
公益从业者的“薪”结
在关爱社会困境儿童公益活动的现场，黄焕铿的手机几乎一刻都没闲下来。“我昨天打了50个电话。”他用夹带着明显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样忙碌的工作是公益慈善从业者的常态，一遇大型公益活动，“忙碌指数”急剧上升。
黄焕铿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做策划方案、敲定请哪些嘉宾出席，写邀请函、去拜访沟通，与媒体联系，组织受助学生，有时，甚至连领导发言稿都要写。活动结束后，还有不间断的总结和跟进。
“上次参加活动的受助学生有441个。”黄焕铿快速而准确地说出了几个月前参加活动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工作半年来组织参与的第三场大型的活动，而例如捐书之类的小型活动举办频率，一个月平均有3次。
和黄焕铿一同毕业的5个同学，都在与慈善相关的领域活跃着。黄婷也在授渔基金工作，和黄焕铿从同学变成同事；一名同学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一名同学在海南成美基金会工作；另外两名同学在申请澳门科技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公益慈善硕士。
还有25个低一级的学弟学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基金会实习，金宝城对这些经过两年慈善专业教育的学生颇为自豪，“现在有7个学生在中华儿慈会实习，他们觉得人手不够，明年要预定10个。这7个学生想留下的话他们都会要。”
在少有的聚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黄焕铿和他的同学们达成了共识，这是一项令人开心的工作，但是，“很忙很累”也是这群年轻人共同的感受。繁冗的工作需要加班来完成，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凌晨搬物资、有时周末都用来探访受助群体。黄焕铿的“前学妹，现女友”正在儿慈会实习，“她比我还忙。”黄焕铿说，“她负责做贫困地区幼儿园建设，经常出差。”
实习期间，黄焕铿的女朋友月薪1000元，和另外三位室友分担着北京每月3500元的房租。“我们现在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对个人的能力要求高，但工资又不能匹配。”黄焕铿说他们的平均工资是3200元左右，刚进来的新人扣除五险一金，每月拿到手里只有2200元，比女友幸运一些的是，他们包吃包住，四个男生住在有上下铺的房间里，仿佛回到了大学宿舍。
住宿、工资和办公场地都得益于授渔基金和企业的合作，这部分支出由企业赞助，并非来自基金会的管理费。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仅有的10%在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中越压越低。“管理费达到10%的基金会都活不下来，人家不会捐钱给你。公众恨不得不要工作人员拿走一分钱。这种想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做公益的人也需要生存。”黄焕铿说，这就是公益人的“薪”结。
黄婷原来的专业是教育学。在拒绝了薪酬是现在几倍的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机会之后，黄婷离开家乡，只身北上。
在来到授渔基金之前，黄婷是多个公益项目的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她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去了青海和湖北做志愿者。这个短发女孩是个并不张扬的理想主义者。“老了之后 总有一些可以回忆。”现在的她遵从内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但是我知道也许总有一天会被现实消磨，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开始想到要攒钱了。”现实的压力似乎从未光顾这个1991年出生的姑娘。
这是很多投身公益的年轻人的共同想法。怀着责任、热心、善良的单纯愿望进入慈善领域，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面包与理想的抉择。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在挑选首批学生的时候，有自己的标准:一是至少爹妈不反对，二是家里起码小康。
“做公益慈善，他的收入跟企业比不会那么高，一个家庭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培养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有改善经济压力方面的诉求，所以需要家长同意，至少他们不反对。另一个关于经济收入的考量也是从实际出发，如果家庭的经济负担比较重，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愿望比较强烈，就先不要来了，等有条件的时候再去做公益。”
公益人的“薪”结问题要想解决，至少要从制度设计和思想观念转变两方面入手。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说，“在制度设计层面，公益组织要想拿到免税资格，工资标准不能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这就造成了工作量再大，人才再重要，工资也上不去的现象。”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思想观念往往停留在“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层面，“人们认为只要你做公益事业，就不应该拿那么多钱。”黄焕铿觉得，做公益也是一种职业，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所以要想留住人才，薪水是根本问题。我们入职3年以上的大学生工资薪酬在5000元左右。”雷永胜说。
“改善专业人士的薪资水平待遇首先要国家政策引导；另外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要把专业人员当成人才加以培养，用薪酬加以奖励；第三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现在整个公益行业的薪酬水平在不断提高，像我们这种公募基金会，也在想方设法把一些骨干稳定下来，比如完善五险一金方面；同时设立培训奖励奖金，鼓励员工去参加更加专业的培训。通过多种途径，让这些人才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发展前景。”
公益人才培养与国外差距大
黄焕铿在大学的前3年修的是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之后来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实习了半年。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概因初入社会的不适应，黄焕铿觉得在房地产公司的工作“挺浮躁”。回到学校后，恰逢中心刚刚成立，凭借着公益社团的经验，黄焕铿经过笔试、面试，正式迈入慈善的大门。直到现在，他的毕业证上仍写着房地产经营管理（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字眼。
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解释说，目前中国的专业目录里没有公益慈善专业，他们采取的是开设“专业方向”的做法。中国公办大学的专业设置、招生数量等指标都由教育部门统一规划，而慈善学并不是一个被国家教育部认可的学科。为了确保学历的合法性，他们先把慈善作为一个“专业方向”，由学校面向各专业大三、大四学生开设，学生所属原专业不变，毕业时仍领取原有的学位学历证书，但证书上会注明“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的专业方向。
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首届公益慈善班招收的31名学生，来自11个学院的19个专业。在最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里写道：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公益慈善理念、了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沿、掌握较扎实的原专业（如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金融学、会计学、文学、传播学等）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公益慈善相关岗位实操能力，能胜任公益慈善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组织管理、项目运作、宣传推广、专业服务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这一长串的定语需要通过《慈善学概论》、《慈善伦理》等22~24学分的课程完成。其中包含了10学分的实践课程。
“国内人才培养目前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学校系统培养，目前在本科阶段基本只有中心一家；研究生培养也很少，大部分隶属于学校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褚蓥介绍，“第二个是工作之后的培训系统。培训课程以实践为主。比如星火计划，课程目录里包括关于筹款、品牌等内容，多是一些实践操作类，一般培训时间简短，内容也比较浓缩。”
“公益慈善培养的不是直接做具体服务工作的人，更多是一种公益慈善组织的管理、项目的策划、筹款等方面工作。我们比较注意不把它混淆于社工专业。”金宝城说。
柳月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研二学生，今年7月，她即将开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她就读的是人大MPA （公共管理硕士）和美国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MNA（非营利组织管理硕士）的双学位项目。在她的印象里，在美国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两个暑假是收获颇丰，在国内的教育则多为公共管理的基础课程。
人力资源课堂上，柳月需要学习如何科学地招聘和做绩效评价；商业沟通课堂上，需要掌握商业文案的撰写要求并进行英文演讲；会计课堂上，要学会基本的非营利组织适用的预算和财务报表编制方法；市场营销课上，理解“为客户带来价值”的营销核心，并掌握一种以价值为核心的市场定位、战略制定模型；理事会管理课堂上，了解如何为理事会选取合适的人，并模拟了一场理事会。
“国外的基金会在中国的机构完全就是外企的那套工作方法，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相比较而言行政程序还是会复杂一些，办事的理念也比较拘泥于形式。”柳月也见识了美国的NGO运作流程。“感觉很强大。”
褚蓥说，我国的公益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外对比差距非常大。“主要还是在于国家对公益组织的定位，公益组织是不是辅助政府、协助政府作社会治理的重要第三方。如果认同这个观念那么政府应该更重视这个领域，在高校大力推广NGO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给它一个正确的定位。”褚蓥也在为此努力，但现实困难重重。
有了生活再谈理想
尽管学习到了有用的专业知识，柳月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并未选择一份公益慈善类的全职工作，“主要是做兼职吧。不做全职还是因为现实问题，基金会无论从待遇还是平台上都没法与企业相比。”柳月最后选择了一家企业的管理培训生职位，“得保证自己的生活才谈理想嘛。”柳月听说，相关专业的应届生里很少选择公益圈。
褚蓥认为，公益从业人员流失率比较高，“比如中央某个比较大的国字头机构，全国性公募，他们今年流失了1/4的工作人员。在公益组织做事比较靠信仰和激情。”除了待遇和福利问题，人才流动的困难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公益人才无法双向流动。具有商业机构工作经验的人才很容易流向公益机构，但商业机构不太承认公益机构的从业经验，公益人才很难跳槽到商业机构，在工作经验方面会比较吃亏。”褚蓥说。
柳月的同学韩沛锟选择继续读博士，做公益文化研究。他觉得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时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第一，社会组织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等特征，能够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政府和市场的有益补充；第二，政府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第三，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传递社会价值，积累社会资本，凝聚人心。
然而，在时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多重阻碍，包括管理体制、社会认同、政治文化等，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官民二重性特征。如何有效地引导社会组织在中国健康发展，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真正建立起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成为韩沛锟所关注的重点。
“毕业之后，我会考虑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我可能不太会直接进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中工作，但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会与社会组织有较密切的联系，以项目评估等学术咨询方式接触并参与社会组织。”韩沛锟说。
与柳月和韩沛锟不同，郭长艳是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在职班的学生。她已在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了3年，“我们单位做的是行业支持，工作中会涉及很多行业趋势的把握和专业研究，所以对基金会行业运作了解得越多越好，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添补这一块。”郭长艳的班里有15人，三分之二都是公益圈的，所需与她类似。
郭长艳的同事里，大多没有公益教育背景，“信息管理、统计方面的学科背景多一点，社会学已经是很相关了。”困难主要来自未接触过的东西，常常在短时间内要高效完成有挑战性的工作。
“有一次我带着我们部门5个人准备一个新网站的全部数据，大约十几万条，要在一周内全部完成，还要保证准确性，那周真是每天都要加班，很辛苦。还好在开始的时候就对工作流程、标准和复核工作计划好了，结果比较理想。”那时，郭长艳主要负责做数据管理和分析研究。数据管理既有枯燥的录入工作，也有分类、整理工作；分析研究要求更专业。在那周工作刚开始时，郭长艳“都要疯掉了”。
在人大读书的过程中，郭长艳学到了很多关于政府运作、政策解读的内容；数据分析和研究设计这类实用型课程也帮助她学以致用。郭长艳同样参加了与美国合作的项目，她建议教学设计可以增加更多公益方面的内容，“毕竟暑期时间太短，课程密集，很难全面覆盖各方面知识，收获还是有限的。”
随着中国公益近几年的快速发力，在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暴露了“不专业”。“大家觉得‘学雷锋做好事’怎么能当职业呢？”基金会中心网程刚说，“其实以前我们也认为踢足球搞体育只是一种娱乐，没想过能成为一项职业。社会的变革是一体的，慈善也需要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需要专业化。”
面对人才的不同选择，公益组织自身在“招人”时也免不了费一番周折。“想招到自己需要的人，有的时候比找对象还难。”程刚开玩笑说，现在的非营利组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能进入到现代社会组织管理的架构里。如何跟国际环境接轨，迎接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实际上所有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领域如何能进入到现代社会组织管理的架构里，一旦进入，大家就接受了优秀的人才在机构当中发挥作用并获得相应的回报，不会因为公益从业者工资稍微高点就有意见。”
“中国有慈善传统，但是现代慈善和传统慈善有很大区别。”除了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专业，金宝城还希望所有的大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慈善公共课，使大家都能够树立一种现代公益慈善理念。此外，逐渐成熟的慈善行业也会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除了企业和公务员以外的第三种就业选择。
本报北京2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