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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回四川乡下过年，和乡邻包了一辆旅游公司的大客车，去自贡观看灯会。回乡的路上，大家都有些焦虑，催促司机开快些。司机刚一加快速度，就接到旅游公司电话，告诫他马上将速度降下来：原来大客车上装有卫星定位系统——在旅游公司的监控系统上，随时有人在监测旅途客车的实时动态，包括行车速度、是否闯红灯；通过车厢内的监控探头，还可以检查该辆车是否超载。
不得不承认，这是平生第一次坐上如此安全可靠的大客车。去年在台湾的时候，看他们的大中型客车尾部，都喷着驾驶员的名字，以便让所有人知道谁在为这辆车的安全负责，便认为这个办法真不错。如今想起来，在“水土不同”背景下，面对顾客的要求，上述旅游公司的客车司机名字即便喷在车尾，司机是否因此具有责任心是个未知数，比较可靠的是，有力的技术手段才是保障安全的不二法门。
大客车的安全事故导致的群死群伤，一直是社会的梦魇，陕西的“表叔”还因此意外落马。这么多事故，有的固然与客车质量有关，但客车超载、驾驶员超速等人为原因也不可忽视。再早些年，甚至城里的公交客车为了抢客，在大街上你追我赶的事情还经常发生着，车厢内外的人都是心惊肉跳。
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是一种为了经济利益或者坏习惯，而罔顾交通安全的野蛮行为，要进行治理，除了改进制度设计，还必须借助一些新技术手段。
比如，在已经私营化的公交线路上，各公交车的收入必须总成之后均分，每辆车再给予财政补贴，你追我赶的现象一夜消失。但这样的制度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边界的，监管需要付出成本，当成本足够高时，监管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为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新技术改进社会治理，应该是一个亟须研究的新问题。而事实上，这些年来这样的改进在公共生活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多。
比如，医院和银行的排队系统，就是新技术非常人性化的一项运用。设想一下，如今在几乎所有三甲医院人山人海的病人和家属之间，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将会发生多少肢体冲突；在一些银行人满为患的营业厅里，多少老人会昏倒在地。
十多年前的一次春节前夕，笔者临时起意，打算回家过年，而当时学校已经不再办理学生火车票订票业务，只好到售票大厅窗口排队，早晨5点多就赶过去，发现几路纵队已经在风雪中排了足有一公里长，硬着头皮排进去，等到腰酸腿疼，腿脚发麻失去知觉，到下午1点才轮到我。其实那时候一到春运，经常可以看到各个火车售票点，头天黄昏时候就有农民工顶着寒风，开始排队，其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
网上订票、电话订票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尽管仍然有漏洞，但至少让很多人避免了饥寒劳顿之苦。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今天的售票大厅里会发生多少冲突。
快速城市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公共生活训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往往极易陷于混乱不堪。以上面提到的各种排队为例，面对资源相对紧缺，如果不借助新技术手段，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很难找到公平公正的办法。过去流窜于各大医院、火车站的各种“黄牛”，屡禁不止，不能说监管部门全无监管诚意，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监管，其成本之高也会迫使他们睁只眼闭只眼，而公众的怨气，最终发到当政者的头上。
当政者对公共生活的管理能力，一定意义上是其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否能够维护公共生活的有序、公平、公正，是民众检验当政者道义形象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改进制度的同时，研究如何使用新技术化解社会治理难题，是弥补制度缺陷的重要手段。这比一味抱怨民众所谓“素质”不高，并试图“教育”民众，可能更有意义。
任大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