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意义上的“中日对视”尚需努力

    来自日本的“大家小书”

    今年2月下旬，日本中国史领域顶尖专家撰写的《中国的历史》（十卷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文化品牌“理想国”推出简体中文版。

    “日本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大众馆主编杨晓燕和同仁们渴望让国内读者看到一套真正专业、前沿、有创见的中国通史，“专业的历史书不一定艰深晦涩，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联结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的桥梁”。

    杨晓燕是北大历史系2002届隋唐史专业硕士，2006年至2007年间，她遇到了12卷的“中国的历史”。这套书由日本知名的讲谈社（注：日文称出版社为“讲谈社”）出版，是一套日本著名学者写给大众的著作，也是讲谈社创社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自2004年12月出版第一卷，每月一卷，至2005年年底出齐。其所约请的作者都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顶尖学者，分别为宫本一夫、平势隆郎、鹤间和幸、金文京、川本芳昭、气贺泽保规、小岛毅、杉山正明、上田信、菊池秀明等。

    杨晓燕和同事们煞费苦心地寻找优秀译者，他们大部分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或目前就在日本执教，还有几位本身就是这一领域的学者。如第8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的译者乌兰，是中国社科院的知名元史专家；第３卷《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的译者马彪，在日本任教十余年，目前是日本山口大学治秦汉史的学者。

    为中文版各卷做长篇导读的学者也集一时之选，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等。

    《中国的历史》最有价值的还是识见本身。据杨晓燕介绍，《三国演义》在日本家喻户晓，“三国”也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第4卷《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的作者、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是集中、日、韩三国文化背景于一身的名家，他将三国的真实历史与读者熟悉的小说《三国演义》并置，比较着叙述历史的真实，还颇有新意地将三国历史放置于整个东亚史中进行解读。

    “大众史学”：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

    在策划和推动“大学者为大众著书”方面，国内出版人也有过一些艰难但积极的尝试：2001年至2004年，资深出版人韩敬群在北京出版社策划和推出了四辑共40本“大家小书”，其中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小讲》累计售出6万余册；2005年至2006年，“大家小书·洋经典”累计出版两辑共20种。

    2005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包括雷海宗《中国的兵》、吴晗《明史简述》在内的“大家说史系列”，这家出版重镇的大众读物编辑室也在畅销书运作上频频发力。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过一套“悦读经典”小丛书。2001年至2008年，中央电视台致力于“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百家讲坛》红极一时，但在几年的红火之后现已日渐式微。

    自2008年年初开始，南京译林出版社也开始引进小开本的“牛津通识读本”，拟以10年左右引进100种，截至去年12月已累计引进45种；2009年，该社又推出了由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新译的8卷本“剑桥艺术史”。

    1949年以来，翦伯赞、范文澜、张舜徽以及最近的王家范等学者，都曾尝试撰写通史，可取得学界内外的普遍公认变得日益困难。有青年学者认为，范文澜4卷本《中国通史简编》特色较为鲜明，可惜只写到了宋代。1949年后，白寿彝先生领衔主编了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不过这一大部头在“通”上仍存在一些争议。20世纪中国通史中被公认为写得较好的，或许首推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只有上下两册，但既有贯古通今的脉络，在一些历史细节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正式引进蔚为壮观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它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且被某些学者批评为“西方中心主义”，但其较高水准和新颖写法，惠泽了几代中国学者和读者。

    这一次，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应邀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做导读，这位蒙元史专家说：“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

    中日学者著述构成“对视”

    “理想国”和作序导读《中国的历史》的顶尖专家们，无疑都很重视来自日本学者的独特视角与识见。其实，由于地缘、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纠葛，近代以降，中国学者或研究者也撰写过一些研究日本的著作，中日学者的著述构成某种“对视”。

    如，理论家戴季陶1928年出版《日本论》，甫一出版即受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高度赞赏，亦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又如，著名报人王芸生1930年前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期间，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写作和连载了洋洋200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曾于2005年再版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更近的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留日学者吴伟明教授主编的《在日本寻找中国：现代性及身份认同的中日互动》。  

    “清末民初现代中国学术诞生，民国时期在贫困、战争的恶劣生存环境下有着艰难的发展；但到了1949年之后，学术就因屡次政治运动而窒息了。中国学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所复苏，但到上世纪90年代，回避问题、脱离实证、低水平重复、国内外抄袭之类的假冒伪劣化就泛滥起来，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的假冒伪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物质生产的假冒伪劣化是同步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建平说。

    刘建平分析道：“所谓学术意义上的‘中日对视’还谈不上……国人对日本，大致是要么盲目吹捧要么闭眼谩骂。”“国内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基本上还处于大事记、阶级斗争史或权力斗争史、文明灿烂史或厚黑史的阶段，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进入到社会科学的概念化、体系化阶段了。”他认为，“无论如何，引进和翻译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知识和方法论，有利于中国读者开阔眼界和自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