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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政协委员姚明在搭乘下午两点的飞机返沪前，出现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会议室里，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政协委员邓亚萍。虽然二人“一个让大球出彩、一个让小球称霸”，但他们代表中国运动员走出国门的经历和与外国友人的友谊，却让“体育与公共外交”这样略显生涩的主题变得十分鲜活。
“让公众参与外交，把外交官、外交协会的任务交到公众手中”，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舒乙诠释公共外交的方式。舒乙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像邓亚萍与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有践行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及良好的示范作用。 2011年，姚明当选了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就职”时，姚明曾表示：“我时常想，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包容心使得‘乒乓外交’成为可能，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2002年11月17日，姚明首次代表火箭队出战，随后的10年，姚明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国外的球员多出自各大高校，那时，我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比如经常跟巴蒂尔一起喝啤酒，聊聊各自国家的家庭和文化，通过这种交流，我们逐渐融入了彼此的生活。”让姚明印象最深刻的，是时任火箭队主教练范·甘迪，“他很严谨，话不多但字字珠玑，是个工作狂。”这个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总是第一个到球场准备训练内容的美国人，让20岁出头的姚明感受到什么是以身作则，“他让球员必须向这种标准看齐，我很容易接受，但自由随意的美国球员比较难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球员改变了态度，终于形成了我们队的氛围。”姚明表示，“公共外交就是民间外交，与大家所说的‘软实力’相似，是帮助一个国家扩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而正是这10年结下的深厚友谊，与原来在NBA的教练和队友“一直保持不错联系”的姚明，在退役后为中美篮球搭建了不少桥梁，涉及青少年篮球、表演赛等各层次的交流，姚明对此谦逊地说：“中美篮球本来就关系密切，从国家队、俱乐部到学校，各个层面的接触也很多，个人的努力只是大环境中的一小部分。”
但对邓亚萍而言，最好的外国朋友“毫无疑问是老萨”——在1991年世乒赛中，中国队以2:3输给了朝韩南北联队，“这是朝韩首次合作打比赛，我们虽然输了，却得到了‘和平奖’。”但正是这次比赛，成了邓亚萍和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友谊的开始，“那是他第一次看我比赛”。后来邓亚萍在女子单打比赛中夺冠，翻译告诉18岁的邓亚萍：“萨马兰奇要给你颁奖”。当时还是“黄毛丫头”的邓亚萍在心里琢磨“那又怎么了？谁颁不一样？”但当萨马兰奇邀请邓亚萍到洛桑国际奥委会做客并告知她，“邓，你是我第一个邀请到国际奥委会做客的运动员”后，邓亚萍才真正意识到萨翁那句“你该学英文”的建议背后，是对优秀运动员的关切与提携。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萨马兰奇再次为邓亚萍颁奖。但在邓亚萍还没夺冠前，萨马兰奇就曾问她“你知道决赛是哪一天吗？”似乎已经看好邓亚萍夺冠，“有人告诉他日期后，他顺手记下了时间。”1996年，邓亚萍的亚特兰大之梦再次成为现实。这一次，萨马兰奇除了为她颁奖，还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像对待自己的孙女一样亲抚了这位中国姑娘的脸颊，这一刻成为将二人友谊印入历史的见证。在萨马兰奇推荐下，邓亚萍退役后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也是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从我认识他到他2001年退休，老萨在做人做事和国际视野等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邓亚萍说，萨马兰奇曾告诉她“我（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你们的衣服只有黑灰蓝3种颜色。”后来对中国变化的认可以及同邓亚萍的友谊，让萨马兰奇对中国厚爱有加，邓亚萍笑称，“交朋友到了那个份儿上，其实不需要太多言语，就是‘你懂的’，我想，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像小球转动大球的先例，要大用特用”。
作为较早代表中国走出国门的一批运动员，虽然“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是这位乒坛大姐大现在的头衔，但邓亚萍回忆，她的整个运动生涯似乎都在践行公共外交的使命。退役后，她参与了世界劳伦斯组织，成为这个由全球46个顶级运动员组成的协会中“唯一的中国人”。在这里，她需要到不同的洲为当地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更高水平的指导，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帮助伤残人士或贫困的孩子，用体育作媒介，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和忧伤，这些赛场之外的体育工作，让她深切感受到曼德拉所说的“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同时，这也让她意识到国内体育公益、NGO组织“越来越活跃，但没有章法”的现状，几年前，马尔代夫的驻华大使主动找到邓亚萍，“这个人曾是乒乓球运动员，对乒乓球有感情，他在组织各使馆的外交官乒乓球俱乐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比赛”，邓亚萍欣然应允后发现，“体育是开展公共外交很好的平台，我们有很多世界级影响力的人，但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我相信体育能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只要每个人从点滴做起。”
这对在役运动员同样适用，“体育比赛不像电影可以回放，稍有失误就意味着明年再来，它的真实性和生活十分切合。”姚明把赛场看作“浓缩的生活模型”，他表示：“当你在比赛时需要作出选择时，文化背景和民族性就会在背后起作用，别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出你们国家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其中不乏优秀，但也有丑陋。因此，当你站在体育为你提供的交流平台上时，展现自己，也要学会吸取别人优秀的文化。”姚明坦言，这种谦卑的心态正是奥林匹克给他的启示，“奥运会最让我激动的是，开幕式上1万多运动员代表70亿人入场，站在运动场中间，就像周游了世界，即便高大如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在竞技场内外，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