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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层面上，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打开了司法去行政化的“一扇窗”，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完整的内部体制改革需要在法院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上下级法院业务管理等方面全面“去行政化”。目前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多局限于人事和审判管理领域，上下级法院监督关系上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发力，以真正厘清审判权与监督权的边界。
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体系，向来是制约法院独立的一大弊病。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由于整个国家行政化体制的强大渗透力，不同级别法院之间往往被视为上下级的关系。在2011年河南平顶山“天价高速费”案中，平顶山中院的主审法官、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就受到了上级法院的处分，当时即有法学界人士批评：这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行政性干预，不符合法院之间的审级独立原则。如果不能厘清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权责关系，那么，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很可能流于形式，依然会形成“上级法院的法官高于下级法院的法官”的现象。
不仅如此，下级法院就一些拿不准、不好定性的疑难案件，还形成了向上级法院层层请示、汇报的惯例。经过请示后上下级法院形成一致意见，意味着上诉毫无作用，二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最高法院有关人士也认为，案件请示的做法是司法行政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它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使二审制沦为形式。
事实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一般只能通过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等司法方法来解决，不宜以请示和批示的行政方法来解决。案件在下级法院审理没有产生结论，也没有通过上诉、抗诉等程序时，上级法院不能直接对下级法院的案件下命令或者给出处理意见，否则，就构成对下级法院审判权的干预。
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在这方面，单纯的法官职业化改革是难以企及的，必须从组织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权限分工，包括法定的监督渠道和非法的干预方式，尤其是废除案件请示制度，改革发回重审和提级管辖制度，排除把上诉率、发回重审比例和上诉改判比例与考核评优相挂钩，因为“这些标准容易导致下级法院迎合上级法院，损害下级法院的独立裁判权”。
不难看出，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司法的去行政化，原先也有不少尝试。既然方向很明确、问题找准了、方案也不缺，为何这些年来的去行政化改革进展不佳？其间的关键，恐怕还是各种利益的掣肘。去行政化的核心是将审判权真正交还给法官，围绕法官进行各种福利待遇的分配，减少各种权力意志的干扰，这不仅会剥夺“带长字”那部分人的权力与实惠，更触及了后勤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奶酪”。原本大家都在一个单位，凭什么你是法官就要如此尊荣显贵？这种粗浅的比较，成为横亘在改革道路上的拦路虎。而此次改革试水之所以在深圳，不仅因为这是一座具有改革精神和法治底蕴的城市，更因为其在全国率先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并曾在弱化庭长对法官的行政管理职权方面进行过有益探索。倘若这种去行政化改革全面铺开，触及的既得利益者更加广泛，可能遭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不触及利益，对今天中国的司法体制来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已经到了必须“触及灵魂”的地步。虽然深圳的改革还不能承载起全面去行政化的重任，但我们仍希望它能开启法官职业化的“春天”，以此带给法治中国真正的改革动力，重温并最终践行马克思的那句老话——“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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