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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1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别总惦记着收打车软件的“份钱”

舒圣祥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3月21日   02 版)

    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中国青年报》3月20日

    嘀嘀打车、快的打车两大打车软件之间的烧钱血拼,大大提高了出租车的运行效率,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毋庸置疑都是受益者。那些打车软件尚未进入的中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们无不带着羡慕的目光期盼它的到来。

    当然,打车软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个是行车安全的问题,司机边开车边在手机上抢生意,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另一个是乘客之间的公平问题,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人,站在路边可能打不到车。但这些问题不足以成为限制它们的理由。

    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名义出台的监管措施,比如早晚高峰禁止使用,每车只能安装一个打车软件之类,明显有些干预过多。就像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所言,电召服务是国外发达国家出租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通过手机召车更加便捷,效率也很高。对手机召车软件,“总体上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规范”。可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显然不是“调整和规范”,而是赤裸裸地限制和设阻,等同于“私设行政许可”。现在,上海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本地四大电调平台对接,让电调平台按单分成,则有滥用权力之嫌。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假借监管之名出台的种种限制举措,可能会给公众带来这样的感受:“凡是公众喜欢的,他们就反对”。出租车行业的“水”的确很深,要不然也不至于“躺着数钱”的出租车公司始终无法取消。面对打车软件的汹涌来袭,一些依法监管的说法,看上去像是要维护既得利益。出租车公司没能从打车软件中分羹,电调平台因此收入下滑,出租车管理部门大概也没拿到什么好处,这些是否才是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真正原因?

    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可是,无论打车软件还是互联网金融的遭遇,无不证明着简政放权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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